韋伯在其對支配社會學的研究中，對于法理型支配的最高形式也是最理性形式——官僚制，官僚制作為一種組織形式也因韋伯的研究而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而中國歷史上，統治中國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但是對于中國的封建官僚政治的批判性分析確實非常少的，本書即是以客觀、理性的精神，以歷史和經濟分析為基礎，對官僚政治這一官僚主義發展最成熟的形態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對立關系作了慧眼獨具的剖析，從而為探索官僚主義的根本克服辦法提供了啟示。

官僚政治或者說官僚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禍害的，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需要抑制住非理性的感情上的沖動，而以一種客觀、科學理性的態度去進行研究。“當做一種社會制度來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將如何喪失其存在，那才是我們研究的真正目標�！�

一、官僚政治的社會與技術意涵

官僚政治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從兩個層面來進行分析：技術層面的和社會體制層面的。有時我們可以說，官僚政治在任何歷史時代都能存在，比如說，將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動地刻板地應付，一味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諸如此類，所有這些這些作風和流弊，通常是屬于技術方面的。美國最開始的政黨分肥制等就是這個問題的典型案例，而隨后就通過文官制度的建立，從技術上予以改進。而作者將官僚政治當做一種社會體制來進行分析，雖然也注意其技術層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注意官僚政治的的社會層面。這樣的基于社會條件的官僚政治，既依賴于其所存在的社會條件，同時也為這些社會條件所限制。故而，官僚政治的技術性作風永遠不可能單純的從技術手段的角度去謀求根治。

技術性的官僚政治不僅僅可能在一切存在官僚的社會存在，更可能在一切大規模的機構、組織中存在。但是，當我們把官僚政治當做一種社會體制來看待的話，卻只能是存在于某一社會階段。

二、官僚政治的國際樣態分析

從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來看，官僚政治的確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國家的某一個歷史階段。

歐洲在前官僚政治時代，無論是希臘的奴隸制國家，還是歐洲中世紀由僧侶、貴族行使統治的封建王國，都不存在一個特殊的官僚階層的基礎。而隨著歐洲各個民族國家的形成，原本相互割據的諸侯領地被統合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而國王必然需要一批人來幫助其施行統治。于是，伴隨著專制的民族國家的出現，政治權力必然會把持在官僚手中，也必然導致官僚政治的出現，故而，官僚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作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而最初的官僚也必然是從貴族轉化而來，而這一部分官僚在其形成之日起，其就不再是對國家或者人民負責，而是只對國王負責。

而對官僚制的分析中可以發現，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官僚政治是從封建制到資本制的過渡形態的必然產物。在歐洲，專制政體—官僚政治出現的較早的國家是法國和英國，而出現較遲的是德國和俄國。故而，“某一個國家的傳統封建關系愈強固，它的自由經濟發展愈困難，它在此過渡階段的官僚主義政治，就愈加要混合著專制主義封建主義，而表現得更持續、更露骨�！�

三、中國官僚政治的特征

中國的現代官僚政治雖然在新近吸收了一些新的成分，但是其畢竟是在原有的官僚政治形態上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們需要首先對中國古典的官僚政治形態進行分析，在作者看來，中國官僚政治形態有三個主要特點。

延續性，亦即中國官僚政治延續的時間較長。由于按照上文的論述，官僚政治是伴隨著專制政體的出現而出現的，而中國專制政體的發端公認的是從秦代開始，而自秦代開始一直到清代，中國的政治形態并未出現一些根本性的變革，亦即中國是一直受著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支配。戰國時代各國的紛爭培養了官僚，為專制政體的出現準備了條件，而且也成為了專制政體出現的推動力。作為官僚政治起點的秦代是在戰國時代的封建貴族政治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而隨后的各個朝代都是在前代的官僚政治下培養的。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一方面表現為各個王朝的更替，但是不變的是統治階級對于農民實行的剝削和壓迫。

包容性，亦即官僚政治不僅僅包括官僚政治活動，還與中國文化的倫理、宗教、法律、財產、藝術等都有密切而協調的聯系。中國官僚政治的包容性就體現在，近兩千年的統治過程中，其形塑了配合其進行統治的社會制度。以家父長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中國的學術、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變為政治工具。故而，中國的家族制度、社會風習與教育思想活動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官僚政治形塑的結果，但是其反過來又成為官僚政治的推動力。

貫徹性，亦即中國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著深入的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活動乃至他們的整個人生觀，都被官僚政治的樊籠所限制。自官僚政治出現的那一刻起，其就通過動員各種力量來擴大其影響和控制的范圍，最終不僅僅在外在形成支配個體的制度，更在每個人的內心建構起了一種認識，內在的被規訓了，從而認為這種專制統治是合理的。

四、中國官僚政治分析

作者基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階級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官僚政治的經濟社會基礎進行分析，指明官僚政治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進而分析官僚政治發展、成熟過程中的各種重要因素，比如兩稅制、科舉制等等。再通過分析官僚政治下兩個主要主體—官僚和農民的基本生活樣態，從微觀層面再次結構了官僚制的特性，在對中國官僚政治的詳細分析的基礎上作者進而討論了官僚制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以及官僚制的現代轉型，最后作者探討了官僚政治的前景。

對于中國官僚政治的出現的動力分析，有著不同的說明，治水說、外敵說、士的創造力等解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說是促進了中國官僚制度的成長，但是這些解釋只不過是在更加基本的條件上產生作用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經濟基礎，而官僚政治這一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就在于農業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所以，只要這個最核心的經濟基礎沒有變化，無論上層建筑的統治方式如何變化，只不過是改變了剝削的主體和方式，并未根本上改變這種剝削關系。故而從戰國時代的那種非集中的封建專制統治到集中的封建專制統治，改變得只是統治階級的構成以及統治的形式，根本的剝削關系并未改變。伴隨著中國封建的地主經濟出現了中國的封建官僚政治。

封建官僚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剝削最底層的農民的農業生產剩余物，封建皇權也正是建立在對這些剩余物的絕對占有上。于是正如在中國的王權主義中所分析的，政治權力對于經濟利益的分配有絕對的支配作用，于是如何在官僚體系內部分配政治權力，或者說分配經濟利益就成了歷代統治者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封建官僚階級支配著封建經濟基礎，進而必然會占有和支配社會的精神生活。而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借由封建官僚政治而取得了長期的思想統治地位，同時也促進和維持了封建官僚的統治。天道觀念、大一統觀念和綱常教義對于維護專制官僚統治是缺一不可的儒家思想要素。天道觀念確保了統治階級特別是皇帝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大一統觀念則保證了中國在如此長的時間內即使經歷多次戰亂卻依然能夠保持疆域的統一和完整；綱常教義則將統治階級的統治灌輸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兩稅制以及科舉制則是將封建官僚政治推向了極致，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作為一個官僚體系內的官員，由于政治權力對于經濟利益的絕對支配地位，自然就將追求政治權力當作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官僚的政治生活表現為追求經濟利益的生活，但是限制官僚追求這種利益的規則又不可能從官僚體系內部生產出來，最終導致官僚的政治生活自然地表現為貪污生活。而正如作者在本書一開篇就強調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官民對立的社會，官僚階級榨取農民的技術愈成熟，農民的生活也就愈困難。

中國官僚政治建立的前提就在于無知、孤立對政治毫不關心的農民被束縛在宗法組織內，而其包容性與貫徹性又使得本來可能作為其對力量存在的市民工商階級歪曲了其歷史任務，被封建官僚政治消解在其統治中，而無法以新社會領導者的姿態出現，這也導致了封建官僚制看起來的長期停滯。但是要注意的是停滯并不代表原地踏步，在這個過程中還是有一定的發展與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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