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0后的感嘆：下半輩子我會陷入貧困嗎？

　　文/劉黎平

　　我一直是個有著憂患感，卻始終未走出憂患的人。

　　從一個小悲劇說起吧。

　　十多年以前，聽故鄉人說，父母生活勞動過的出產隊，有一位長我十歲左右的大哥，在鐵路旁電線桿上貼假證廣告，被警察追趕，中槍，還算榮幸，打在腿上，之后扭送回鄉。

　　吃了槍彈，在我們當地是一件很不幸、很恥辱的事，怨婦罵丈夫時，最重大的一句話就是：“紅炮子穿心的”。這位老鄉的遭受在當地引起的反應可想而知。

　　老鄉姓毛，外號光頭哥，曾何幾時，他們毛家曾是方圓十來里的“顯族”。

　　光頭哥父親名字中帶一個“敏”字，職業是漆匠，人稱“敏漆匠”，手藝家傳，傳到他手里，不知是第幾代。

　　從他所在的生產隊往外走十公里，沒有第二個從事漆匠手藝的。他所從事的產業，其附加值，遠遠高于社員們在地里刨一鋤，挖一鏟的勞動，他很為此驕傲，用了一番很形象的話來概括自己的成績感：“我雖然是農夫，可一輩子沒下田沾過泥巴沾過水。”

　　那個時期我所生活的鄉村，固然極其貧窮，社員們常常用地瓜當口糧，而后，敏漆匠家中頓頓有白米飯，每天能飲酒，壇子罐子里的腐乳、辣椒醬，墻上的臘肉干，沒斷過。

　　異于凡人的富貴，全源于他手中的活兒：刷漆。

　　敏漆匠很豪放，很大度，我們家在1979年回城后，將鄉下的屋子作價一百來元賣給他家。后來，我家請木匠做了一個衣柜，請了一個蹩腳漆匠，刷得切實對不起行業均勻程度。

　　敏漆匠據說后，即時叫他兩個兒子進城，囑咐說：“你們幫老鄉刷好柜子，一分錢都不能收，包含油漆本錢。”

　　這種大度和豪爽，半源于性情，半源于行業的驕傲。因為，我大度得起，豪爽得起。

　　再過十年，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進城的鄉親和父母聊起敏漆匠，皆嘆氣：漆匠家中光景，泯然眾人矣。

　　又數年，則說：漆匠家中光景，不如世人矣，兒子孫輩得出去打工了。

　　父母聽了有些惆悵，很為這位生產隊顯族的敗落傷感，我當時是一位師專生，在旁邊聽著，全是一種局外人的感觸：時代在前進，你不前進，多少有點活該。

　　惋惜當時年事小，不知世道有多艱巨。

　　父母在1980年前后回城，父親在學校工作，母親進入了一家讓人眉毛都能長三寸的企業：縣五金交電化公司。在那個買一輛鳳凰牌永恒牌自行車都得求爺爺告奶奶的時代，這家單位的光榮有多大，用頭發都可以設想出來。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那是一個銷售行業工人無牽無掛，甚至有點囂張的時代。

　　他們的稱說原來就是一種榮譽，不叫售貨員，不叫服務生，而是堂堂正正的“營業員”。

　　1984年春晚，張明敏的“中國心”紅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個用收錄機滿大街播放的，就是縣五金交電化公司。那樣霸氣的分貝，那樣高大上的氣概，感覺好像張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這也算是一種傳播的上風吧。

　　記切當時我去上學，從播放著“中國心”、“回外家”的營業大廳里走出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有銷售企業的那種榮譽感，也延續到我這個小學生身上，讓我有猶如從中南海走出來的豪放感。

　　有時候，在盛夏的夜間，公司的小伙子們在營業大廳里大分貝翻開電視機，看全國技擊錦標賽直播，因為片子《少林寺》的關聯，那時候的武術競賽頗有粉絲，小伙子們一面歡呼，一面喝汽水，臉上彌漫著幸福得無比張揚的笑顏。

　　當時，所有的人都信任，他們這種驕傲而幸福的生涯，會連續下去，他們的明天也就是今天，他們的今天也就是來日，反正處在統一個范疇：幸福。

　　而且，依照當時的就業思路，這種幸福會延長到我們70后身上，因為當時還風行一個職業接班軌制：頂職。

　　那時的公司開會，很少談及詳細的業務，諸如營業額，利潤，公司經理作講演，重要內容是講政治，講新時代的大好局勢，那語氣，完全是黨委書記作政治呈文。

　　難怪當時一部名為《子夜》的電影，是依據抵觸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讓影評家吐槽：電影的主人公哪里像民國上海灘的資本家，完全是黨委書記在做報告嗎。為什么？是當時的經濟形態決議了藝術形態。

　　種種的驕傲和豪邁，都來自于行業的壟斷性特點，站在高處的人，老是豪邁而幸福的。這和家鄉漆匠為什么豪爽、大度，都有同一個原因：行業的唯一性，不可替換。

　　因而，那時銷售行業的工人，微微地有點囂張，有點率性。

　　權且舉一例：

　　五交化公司有一家專門賣化工產品的門市部，我母親曾在那里工作過。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臺里勤得出發。某日，有位農夫來買貨，問：“同道，請問有土紅嗎？”售貨員懶懶地答復：“沒有土紅，只有鐵紅。”

　　其實，土紅和鐵紅就一回事。

　　這恐怕是當時銷售行業立場的一個活潑寫照。

　　狂妄，來自于行業的獨一性。

　　然而，未幾，我就親眼看到和感想到這個行業的寒冬。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學，雖然只是個師專，但是當時全班一百多號人（有大批復讀生），只考上九個。

　　母親公司的人都很愉快，有一位識時勢者，很真摯地祝愿說：“張大姐，你的崽爭氣，考上大學，又是老師，當前就不必像咱們這樣擔憂行業會垮掉，公司后輩能讀書的未幾，自豪，野蠻，不學技巧，當初嘗苦頭了，你們家小劉不錯，爭氣，不會進入下崗大潮。”

　　彼時關于五交化公司會垮掉的風聞，一波比一波高，有時候公司員工會自我安慰說：“不會的，確定不會，我們是國有企業，我們的干部可以直接調到縣委當領導，都是國家工作人員，政府怎么能讓國家工作人員沒飯吃呢？”

　　員工們還在用打算經濟時代的身份來撫慰自己。大家都有危機感，但是誰也不知道怎樣湊合危機。

　　然而，寒冬還是在危機感中如實地來臨了。

　　我母親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領到了退休工資。然而絕大局部中年丁壯員工，都在這個時候溘然失去了手中的飯碗。

　　母親描寫說：公司開了最后一次員工大會，發布公司不行了，除多少個留守職員負責公司房產和租賃事項外，大家都搭伙。老員工們痛哭起來：以前私家和家庭有事，能夠找公司解決，以后，我們有事，找誰去？

　　那一次，沒有幾個人走出去，尤其是那些年過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領導，他們已經來不迭走出去，無法再學習新的技巧，無法找到一種與以前的體面相當的工作方法。

　　公司有一位營業主任，個子不高，且隱其名，三十來歲時當上公司引導，英姿颯爽，也有點得意洋洋，見了一般員工，愛理不理。下崗后，所有的官架子，都改變為在鬧市炒米粉的姿態。

　　當時我在家鄉教書，每次經過農貿市場，看到門口這位曾經指導山河的領導在滿頭大汗地一手執鍋，一手執鏟，系著污垢滿是的廚布，在那里從事第三產業的時候，心里像蒙受核彈爆炸個別，升起宏大的蘑菇云，這朵蘑菇云就是：憂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輩那樣，在一個旺盛的時代，被捆在一個沒落的行業上，被其活活延誤。對于這個時代，他們也曾鼓掌，也曾歡呼，然而，他們卻在鼓掌和歡呼中憔悴和凋落。

　　我的同輩中也有，有一位小學同學，頂職在一家國有銷售公司工作，后來授室，家居電器都買好了，結果碰上公司倒閉，新娘不干了，不來了。

　　下崗女員工，是那時國民先生配偶的一個主要來源。教師錢不多，但穩固，女公務員不稀奇你，只好和下崗女工相互勉強吧。

　　娶妻和我學歷錯誤稱，這也讓我很憂患。

　　那時的我，好像“平凡的世界”里的朱少平，不安于平庸的城市教師生活，要走一條異樣的路，于是考研，以我魯鈍的資質，考了三次才考入暨南大學文學院。

　　畢業，我進入媒體，紙媒界。

　　我驕傲地以為：我終于走了一條和前輩們異樣的路。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巷上，遇母親的共事，父母都會自滿地先容一番：我崽，如今在報社當記者。

　　母親同事們，那些曾經在盛夏夜，在公司營業大廳一面喝酒，一面看武術錦標賽的一群，如今用敬慕的目光看著我，我猶如在玫瑰色的云端里。

　　我進入紙媒，并不僅是虛榮心使然，也是一種使命感使然。我喜歡文字，愛好流傳文字，喜歡許多的人感觸到我文字里披發的真誠、豪情跟那么一點點委曲稱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斯地狂愛碼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節前夕，我許下一個欲望：盼望我的名字天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地傳播出去，果然，滿天神佛，列祖列宗，聞聲我真誠的召喚，我進入一家大紙媒團體，成了經濟新聞部的編纂，每天報紙左上角都印著我的大名：劉黎平。

　　先輩們無所作為，靠著國度特別的壟斷經濟狀態過著舒心的日子，這是一種羞辱，人的落寞，往往是由于缺少義務感，使命感，我這個70后的小常識分子，和他們那幫不幸蛋是不同的，我是一個不凡的人物。

　　說這話，好像有點自高自大，但是，進入新聞行業的人，有幾個是自命平常的呢？

　　說著實話，除了父母親人師長，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所從事的這家紙媒，廣州的一家巨型紙媒。一些分開它的同事，多多少少向我抱怨過它，但是我始終沒有說過一句埋怨的話，不是謹嚴，而是真誠。

　　這家紙媒，不只是一個飯碗，更是一個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實現了我的幻想，讓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幾十萬地向別傳播，讓我走在路上能碰到粉絲，讓我能出版幾本不太暢銷的書。

　　這個世紀初，我進入紙媒時，恰是如日中天的時期，廣告收入全國報業第一不說，竟然還賽過正在崛起的芒果臺。紙媒的廣告收入超過簡直同級別的電視臺，這在如今是不可想象的。

　　我那時也不能說沒有危機感，憂患感，因為我們時常要從網上找最新信息起源，記者們要等網上的央行加息減息新聞，看新聞，往往第一時光上網，然后才斟酌報紙。

　　然而，我的憂患感，僅僅停留在紙媒與網絡同等競爭的層面上，報紙在新聞傳播領域，雖然未來不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存在，但至少是一個較大較強的存在。

　　而且，勞動聽民對報紙純樸的感情，仿佛也對我有著心理安慰的作用。

　　記得有一天晚上，十二點左右，上了班回家，叫了一輛的士，司機曉得我是報社的，很愛慕地說：“報紙好啊，公民黨要辦，共產黨也要辦，反正缺不了你們。”

　　這句話賽過千萬句經由精心謀劃，引用了海量數據的精英人士的報告，人民如此看好我們，我們干嘛要憂患呢？

　　實在，這位司機大哥的話，有一個詞要替代，就是“報紙”要調換成“新聞”。

　　所謂的反正缺不了我們，這個我們，其實應當是職業化的新聞群體，而不是詳細的我們的這一群個體。

　　沒想到這個行業，廣告在浮現斷崖式的下滑，甚至能聽到斷崖的聲音，這聲音來自于工資卡，良多家紙媒已經在傳布這種聲音。

　　跟著這種聲音到來的，是很多紙媒精英肉身的逝世亡，不明確為何行業的式微，要以人的性命作為祭祀和注解，難道這就是共業？就是劫數？

　　有一回加入兒子的家長會，一位女家長，也是同城報紙的，她跟我說：你們已經算幸運的了，還能在賬面上沒有下滑跡象，年初獎季度獎照發，只管購置力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已經很多人在家里閑著，每個禮拜做不了幾個版，薪水其實是很沒體面。

　　開完家長會，我牽著兒子的手，走在學校前面的林蔭大道上，看著他好奇地問我：爸爸，我們什么時候買路虎，我們什么時候換電梯樓。

　　看著他忽閃忽閃的眼神，充斥著對父母未來，對自己未來的向往，我忽然有點緩和，我敬愛的孩子，你知道嗎？爸爸的下半輩子可能陷入窮困�？赡苣愕迷谶@個貧寒的家庭里長大，如果你不夠背運，不夠盡力，可能還得將這種貧寒延續下去。

　　有一部美國短片小說，講一個小孩聽說班里要捐助貧苦家庭，仁慈的他也拿了貨色捐出來，成果老師很無情地告知他：“某某同窗，你不用募捐，因為學校捐助的，就是你家。”當時那位孩子愕然之后的淚花，會是怎么一種肉痛呢？

　　突然擔心，本人的孩子，也會冒出這樣的淚花。

　　我驚駭不安地悲傷起來，所有曾經有過的使命感、責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機感沖洗得無影無蹤。

　　我想起家鄉曾經富貴的漆匠，他的兒子在鐵路旁貼廣告挨槍子，想起母親公司那位曾囂張不可一世的業務主任在鬧市滿頭大汗炒米飯，我的下半生會不會像他們一樣呢？

　　我當時引以為警示的，就是我如今所面臨的。

　　援用我曾經寫過的一部玄幻小說：《一位史前暴君的筆記》，里面有這么一番話：“年幼的時候，我以為我能救命這個星球；年少的時候，我以為我能救這個帝國；年輕的時候，我認為我能挽救這座城市；中年的時候，我發明我連自己都援救不了。”

　　悲哉斯言。

　　成熟的兒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機感，就似乎當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輩的危機感。

　　我前幾年就有個擔心，擔心在媒體界，會呈現像工業工人那樣的退出潮流�，F在的這一群，是高知識高素養的一群。

　　這種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個政策的失誤，不是某一個人物的品德問題，而是一種無奈謝絕的潮流，一種無法用失誤和卑劣去譴責的潮流。

　　它總會來，它總會產生，它總會抉擇某一人群，假如你不幸被選中，而且不幸在人到中年被選中，你能做到的，好像只有隨著沉船上的老鼠逃生。

　　不要譏笑上一代人的落魄，因為很可能你會成為他們。

　　不要說“人窮志不窮”，物資上窮了，精力也會跟著淪喪。即便在倡導越窮越光榮的時代，一個生產隊里，最窮的那一戶也是受嘲笑最多的一戶，更何況本日。

　　隨同著對下半生清貧的害怕，還有對光榮感失去的膽怯。

　　我們很可能成為被照料的一群，拿著國家的接濟過日子，一旦想到這個，我忽然明白，歐美那些驕傲的曾經的精英，為什么寧肯在地鐵口搞雜耍，也不樂意去領救援金。

　　士可殺不可辱，在市場經濟社會仍是存在的。因為他們不舍曾經有過的一份光彩感。

　　漆匠、營業部主任，失去的也是一份光榮感。

　　紙媒的人，如今從事的新營生，堪稱形形色色，搞廚藝，賣“心靈雞湯”，從事童書傾銷，或者跑動漫業務，或靠一棟大樓收租，這個社會只有不懶，不太蠢，餓不死人。

　　然而，那一縷夕照般的職業榮譽感，卻已經蒼白，匆匆沉入陰暗。

　　早知道如此，不如早一點去炒粉，去賣菜，去開班，在這些行業早一點折騰經營，憑著當年考入名校的智商和毅力，也許早就開上連鎖店，當上土豪了。

　　還有一條道路，就是理財。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然而，憑借你在消息界積下的那點子銀兩，在失去謀生行業的情形下，它們的本錢完整不夠你保障下半輩子的開銷。

　　世界上沒有永遠不下跌的股票，沒有永遠高利息的理財產品，更何況你的基數也就那么一點點，要跟上通脹的速度，它們得翻倍地增加，有這樣的事嗎？捫心自問一下吧。

　　還是說說職業榮譽感吧。

　　新聞在碎片化，在個體化，新聞傳播主體也在碎片化，個體化，新聞從業者想要保持那份聲譽感，使命感，在堅持主業的同時，微信是維持這種感覺的最適合平臺。

　　問題是，這種職業感到可能會連續下去，但往昔的那一點點收入上的自卑感（其實也很不真實 未審）卻再也保持不下去。

　　瀏覽量就算每每到達100000+，粉絲一萬、兩萬地漲到十萬，可是大部門人除了在友人圈，在手指的劃撥中取得一種數字刷新上的快感之外，真金白銀，一分也沒有。

　　尤其是自己這種，純潔是賺吆喝的。感到和當年在中學辦文學社，散發那些充滿濃稠油墨的文學小冊子沒啥子差別。

　　對全部行業，我始終是個路盲，但我對那些口水救世主也沒有什么信念。

　　世上從來沒有救世主，也沒有先知先覺者，一種新的行業形態，誰都預言不了，就好像素來沒有經濟學家能預言到經濟危機一樣。

　　聽過很多的對于新媒體的報告，講座，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見過一個有壓服力的例子，就算是占了威權利高度的磅礴，聽說點擊量也在斷崖式的下崩。

　　新的新聞形態，它一定有，必定有它的理存在著，就好像朱熹說的：但凡事物，當時一定有一個理存在。

　　然而，世界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誰都摸不到這種新媒體形態的理，誰都不能正確描述它的具象，誰都說不清晰它何時降臨。

　　就好像羅斯福新政，誰都以為是他挽救了美國的危機，誰都沒有想到是一場超范圍的戰斗拯救了美國的經濟。（注：羅斯福、二戰并沒有搶救美國）

　　是二戰挽救了美國，挽救了西方，然而，在這場挽救的過程中，是億萬庶民的疼痛和士兵的犧牲。

　　我們新聞人探索著走向那個新的媒體情勢，不人能說明白這個摸索進程和將來的情狀，但可以清楚的是，我們也要閱歷新聞的“二戰”，會有很多就義，很多苦楚，很多徘徊，或者可憐，只是不知道誰會見臨這些人力與時代力的摩擦。

　　作為自封的太史，我只能暖男式地說一句：摸索前進的路上，我們珍重。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zhi/323170.html

相關閱讀：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比你聰明的人，比你還努力還認真
你必須找到你所鐘愛的
致那些，只想不勞而獲的孩子們
機會在前面，不完美，也要上路
只為能過好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