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是幸運的，他很受大師和知名作家的推崇。我記得，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王朔出道不久，王蒙大師就在“第一時間”撰文歌頌過這個“頑主”。“二王”在反對崇高、調侃乃至誣蔑魯迅上，有代無溝，一拍即合，“我的天”！韓石山似乎有點崇拜王朔的意思，認為他有“非凡的膽識”，在王朔面前甘當“蠢才”，他說：“王朔不光小說寫得好，文章也寫得好，真是個奇才。和王朔相比，我這樣的作家，只能說蠢才一個。”海峽之隔，李敖有沒有捧過王朔或王朔有沒有捧過李敖，本人沒有考證，不得而知。

　　因為他們互相推崇，惺惺相惜，所以很多見解是不謀而合。

　　王朔的罵魯迅，除了對記者聲稱魯迅用日本特務的錢出書外，最完整的論述都在《收獲》二零零零年第二期上的《我看魯迅》一文中，我以下所引王朔名言，皆出此文。

　　王朔說，魯迅沒有思想，他“不知道魯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他借一個醉漢的話說：“魯迅，有什么呀！論思想，他有毛澤東有思想嗎？毛澤東，有雄文四卷，起碼讓三代中國人靈魂受到洗禮……”他又借一位“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的話說，魯迅思想“實際也沒什么新鮮的，早期主張‘全盤西化’，取締中醫中藥，青年人不必讀中國書；晚年被蘇聯蒙了，以為那兒是王道樂土……”李敖從魯迅不是革命家、不是思想家切入，認為“他的思想其實是相當的貧乏的”。并說，因為魯迅不懂“議會政治”，所以不是“思想家”云云。韓石山則認為“從魯迅那些著名的話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資源之單調與貧乏。說來說去，全是舊文人的那一套”。

　　王朔說，魯迅愛生氣，“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跟小人過不去”。李敖則說，“魯迅有沒有這個度量呢？一個整天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人，他的心胸有的時候放不開，不是他不對，而是他放不開。”又說，“魯迅他還是太狹窄了，太不快樂了，最后得肺病死掉，我覺得充滿了怒氣的死掉，我覺得那個死相可能不太好。”在韓石山那里，“讀魯迅的書是讓人長脾氣的”，他對“年齡小”的大學生說：“我告訴你們吧，從我的接觸看，凡是讀魯迅多的人，尊奉魯迅的人，脾氣都很大，不光脾氣大，連面部表情都變了，成了這個樣子（做立眉瞪眼狀），猛一看，真是猙獰可怖……整天陰沉著臉，像誰欠了二百塊錢似的。”韓石山做什么鬼樣，我沒在現場，不好置喙；我想象過去，大約是對我們常見的魯迅“橫眉冷對”狀進行夸張？也未可知。韓石山雖然沒說，但結合他對魯迅的全面評價，應該有這樣的想說而未說之言吧：魯迅是動輒發脾氣的不會笑的動物。

　　王朔說，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世界文豪只寫這點東西”；李敖也認為魯迅沒有長篇小說，所以不是文學家；韓石山則把魯迅的作品幾乎貶得一無是處。

　　王朔說：“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于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有些字現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寫做‘底’，好像錯別字似的，語氣也變得夾生。”李敖認為，“魯迅的文章很爛”，為什么很爛呢？因為“魯迅的白話文很明顯地被文言文卡得很緊。所以我說他的白話文寫得不好”，“魯迅一方面受了文言文的影響，脫胎換骨，小腳放大沒放好”。韓石山則說，魯迅的文章有很多“古文痕跡”，“全是舊文人的那一套”、是“中國最后一位古文大師”等等。

　　王朔說：“文化大革命焚書坑儒，可是沒燒魯迅的書，書店里除了毛澤東選集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魯迅全集赫然擺在那里。”李敖說：“魯迅一直被我們肯定，即使在文革時代，大家注意，那么多書被燒了被摧毀了，魯迅的書一本都沒有禁啊，所以大家知道嘛魯迅死后是享受了太多太多的光榮，當然這得力于毛主席對他特別地網開一面，講起來也是值得我們玩味。”韓石山則更為極端，說“……到了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就和魯迅一起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王朔誣蔑魯迅用日本的特務經費出書，他在答《北京青年報》記者問時說：魯迅“在上海住的時候也很會選擇——選擇的是日租界，他與內山完造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系——而按臺灣一些書中的誹謗性說法：內山完造是一日本特務，他是用特務經費為魯迅先生出的書……”李敖則說魯迅“不罵日本人”，不罵內山完造，是“親日派”。只有在這一點上，韓石山很“厚道”，他只說魯迅是“法日派”，而沒有像王朔、李敖那樣信口雌黃。

　　……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想到了《杜鵑山》中溫其久的名言：“英雄所見略同，我也這么考慮。”之所以有這樣共同的見解，事實上，他們還是一樣如韓石山所言，是“通過科學的方法得出科學的結論”，那么，他們有哪些共同的“科學方法”呢？我們開開眼界吧：

　　一是套用或杜撰他人不著邊際的話來詆毀魯迅。比如，上面提到了，王朔客觀上要把魯迅誣蔑為漢奸，但他不這么說，卻說“按臺灣一些書中的誹謗性說法”；又如，王朔要表達魯迅不是思想家，認為魯迅根本就沒有什么思想，用的是一個醉漢的話，還與毛澤東做莫名其妙的比較；接著，又是借用“一位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的話來表述的，胡扯什么魯迅“早期主張‘全盤西化’，取締中醫中藥”之類。王朔一向給人似乎有豪氣的感覺，仿佛有一種粗野的力量�？墒�，你既然要罵魯迅，指著鼻子罵魯迅是漢奸等等，不就行了嗎？如果真這樣，我要用王朔的表達方式說：丫還有點血性。然而，他卻不，既然是誹謗性的東西，你卻又搬來宣揚！酒桌上混混的話，不須論證，用來流布，你為什么不自己說“魯迅不是思想家”呢？我看這類話八成是王朔自己的話。我還是要借用王朔的話來“耍王八蛋”，我操，丫整一個傻B！

　　李敖的魯迅“撒試卷”說，是從他爹那里聽來的，他爹已死，一個孤證，也死無對證，李敖宣揚此例，無非要證明魯迅的“橫眉冷對很擴張的現象”和“過分的跟人不友好相處”的性格。此外，李敖不加斟酌、考證地引用陳清泉的話，說魯迅罵陳獨秀是焦大，這是典型的胡冠魯戴。韓石山要在人格上貶損魯迅，卻從魯迅的身高下手，和馮驥才一樣個高的他，認為像魯迅這樣身材矮小的人“心地陰狠”、“偏狹固執”，然而，他借助的是一般讀者無法核對的郁達夫之子郁天民的話。自己想詆毀魯迅，直說就是，東拉西扯什么呢？在這一點上，其戰術與王朔同。

　　借別人的嘴流布一種觀點，如果你論證說不是這么回事，他也可以告訴你，這又不是他說的，已經老早就告訴你了，是他聽來的，你何必當真？在中國文壇一向�？岬耐跛�，他天天在罵中國讀書人——中國哪里有什么作家，流氓集體轉業就成了作家（大意）——但唯獨不罵一黨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所有關乎正義與良知的重大事件，從不見他支持過什么、反對過什么，這一點，他甚至連李敖都不如，柿子撿軟的捏，好像很有豪氣，在粗野的外表下深藏著媚態的精細；在“我是流氓我怕誰”無所畏懼的外衣包裹下，卻有也懦弱也自私也虛偽的靈魂。丫實在不是什么好鳥！自然，李敖和韓石山也是“潮人”，與王朔比，半斤八兩，難分伯仲，李敖是上下五百年文章第一，韓石山是“文壇刀俠”，一律酷斃了。

　　二是“感悟”大于論證，感受多于思辨。談感受而不需要論證，隨便亂說自然有隨便亂說的靈氣在，但也不免漏洞百出。李敖和韓石山都是崇尚胡適的，胡適的著名觀點是：“拿證據來！”不進行論證的感受，最終還只能是感受。王朔的《我看魯迅》，只是感受性的文章，有多少“證據”呢？比如，魯迅用日本特務的錢出書，沒有證據。韓石山一樣用感受式語言表達，說王朔文章出籠后，“魯研界”是“一片嘩然”，好像地球上突然冒出外星人；“一片驚慌”，仿佛王蒙的話應驗了，科學家克隆了五十個魯迅，中國要引發大地震了。“我的天”！這種文學性的描述，這種猜測，絕對是危言聳聽。韓石山怎么會忘記了現在是什么時代？還會有人為一篇文章“嘩然”和“驚慌”？還是一片！韓石山雖然極有學問，在大學做過許多演講，其中多場演講就是反反復復地推銷他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對魯迅最不認同的聲音”，然而，我要說的是，他是感性的，他和王朔等人一樣，本質上還只是一個作家。

　　韓石山還有一個著名的論述，即“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所謂“少不讀”“老不讀”的，也只是脫胎于“男不讀三國，女不讀紅樓”的感悟，這些感悟屬于他個人的體會，無可厚非，但肯定是沒有多少學理可言的。如此，我也只能用感受性的語言來以毒攻毒了：聽說有一個學者，他少年時候愛喝水，老年了愛喝酒，但因為年紀大了，不勝酒力，所以在那鼓吹，少年應該多喝酒，因為少年時身體好，承受力大，不容易醉；老年的時候要多喝水，因為身上毒素多，喝水可以排毒。于是，他到處演講，出了一本書《少不喝水，老不喝酒》，哇噻，暢銷一時！礦泉水公司聘請他當顧問，酒廠也聘請他當參謀，老有所為，其樂也融融。其實呢，此君一早起床是喝水，晚上飯時要喝酒。知道了這一消息，老人也呼上當，少年也叫受騙。有什么辦法呢？如果從個人才氣來說，魯迅是天上的精靈，胡適是人間的建筑師。也是一代才子的韓石山，應該不會不知道他們之間的區別。魯迅是酒，胡適是水。我一般不提倡少不喝酒，老不喝水的。

　　李敖的“當時魯迅這些人都是陳獨秀提拔起來的”，這也只是他的感受，如何提拔？有組織部文件嗎？至于胡適不僅營救陳獨秀，還營救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以及魯迅不罵日本人等等，更是出自他帶偏見的感受，沒根沒據，莫名其妙！

　　三是概念含糊，隨意化地表述。李敖、韓石山等人，在發表高見之前，為了嚇唬人，都要煞有介事地表白一番。李敖演講的時候，要搬出一大堆的書，似乎十分嚴謹，他的學問是很靠譜的。韓石山在《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嗎》一文中批評“中國學術界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做什么都不求甚解，不下定義，似是而非”，說了別人不嚴謹，似乎自己就是天然的嚴謹了，就像罵了別人是婊子，自己就成了貞女一樣。王朔把非議魯迅說成是“耍王八蛋”，什么是“王八蛋”呢？要怎么“耍”？李敖說魯迅的文章“很爛”，怎么才叫“爛”？到了什么程度才算“爛”？在這一點上，最典型的還是要算韓石山了。他經常用的詞是魯迅和誰“鬧翻”了，又和誰“鬧翻”了。什么叫“鬧翻”？“鬧翻了”是什么樣的狀態？“鬧翻”是不是韓石山抨擊別人時經常提到的“比較含糊”的概念？

　　四是自設靶子，搞偽命題，不是魯迅也當魯迅，通過貶他們的“魯迅”，來達到否認魯迅的目的。王朔說，“沒聽說世界文豪就寫這些東西”。誰說過魯迅是“世界文豪”了？雖然魯迅的作品被翻譯成數十種文字，但我相信外國人是不容易讀懂魯迅的，就像外國人不容易讀懂曹雪芹一樣。王朔又說，“我要說，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實。”誰說過魯迅的小說都好了？十個指頭有長短，每一篇小說自然是有區別的，《祝�！放c《一件小事》的成就當然是不一樣的。誰說魯迅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了？我也不認為魯迅的小說是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因為之前有《紅樓夢》在。但是，我是認同“魯迅的文學成就代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平”這一判斷的。此外，文學成就不像體育比賽，有硬條件，有可比性，文學作品展示的往往是獨立的世界。像王朔說魯迅與史鐵生不是一個量級，這就像把摔跤與拳擊攪在一起一樣，叫人無法判斷。王朔還有魯迅的“取締中醫中藥”、“青年人不必讀中國書”等，都屬偽命題。

　　李敖說魯迅不營救陳獨秀的兒子而胡適卻營救了，這也是子虛烏有的假議題。韓石山為了突出“英美派”胡適，為了不讓魯迅與之搶“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地位，從王朔那里七拼八湊了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說（韓認為，魯迅只是“文化革命新軍的主將”。魯迅算不算“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也算自設靶子亂打一氣。

　　這種手法是，把沒有的或不是的東西硬栽到你的身上，把你吊得高高的，當靶子打，讓不明真相的人云里霧中，陷入迷魂陣。反正魯迅已經不能開口，反正許多人懶得理睬他們的胡言亂語，于是，他們的高論或可大行其道哩。

　　五是以似乎的自貶以貶魯迅。這一點在王朔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王朔說，他“一向有一特異功能，無論什么書，拿來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黃色那一段”，王朔是痞子，這自然是情理中事，但他要暗示魯迅也不能免俗，他在魯迅的書中隨便亂翻，竟然一眼就翻出了他所需要的內容，“魯迅的書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雜文，主要內容是摘抄當年一份流氓小報登載的社會新聞，說的是上海一婦人訴上法庭告其夫雞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當時是一特別正經的人，就是那種對這類下流故事愛看，看完之后又奮起譴責的家伙。我對魯迅文風的第一觀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東西？有一種人寫文章專愛引用別人的話，當時是一時弊，現在還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魯迅也當成了這種人。”這里，他客觀上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他在魯迅的書中也能找到黃色的東西；魯迅的雜文原來都是七抄八抄的。此外，他通過貶他的“那個不學無術的女兒”來貶魯迅的《一件小事》，說是“很容易被小學生模仿”的作品（其實，《一件小事》從來沒有被收入小學生的課文，小學高年級收過《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早些年，中學課本似乎收過《一件小事》，這也可算作上面提到的“自設靶子”之一例）。

摘1自⊙WwW,Ma4r,CoM

　　袁良駿先生說，李敖的頑劣不羈、吊兒郎當也的確是無人可比的。不說別的，單是李敖文章中、演講中對性、美女、性交等等的津津樂道、樂此不疲就足以讓人瞠目結舌。魯迅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生殖器長在腦袋上，他一定是世界第一的“性事專家”。李敖雖不具有這樣的生理結構，但他一天到晚把這些玩藝兒掛在嘴上，不斷地用這些玩藝（即“黃段子”）調人的胃口，擴大自己的“收視率”，他自然也就無愧于“性事專家”的“美譽”了。試問，古往今來的中國文人，誰有這樣的“膽識”？誰又有這樣的“厚臉皮”呢？李敖所以被公認為“老頑童”，這種大膽厚皮正是一個重要原因。雖然李敖在關于魯迅的演講中，似乎還沒有像王朔那樣有針對性的“自貶”，但他一貫的手法，也是與王朔同的。

　　我印象中，韓石山書中也有類似的例子。王朔和王朔們已有自我的定位，也知道當下社會的價值取向，他的自貶是假，是為了宣揚他的灑脫，他的率真，貶魯迅則是不遺余力。

　　關于王朔，因為他是韓石山、李敖的知音，或者說是同類人，我在本書的上編關于韓石山的部分，已經多次提到這個“潮人”，為了讀者閱讀方便，本想把相關內容相對應地復制到這里，可又想，在一本書中如果有太多的內容重復，那是對讀者的不尊重。有興趣的讀者，如果看了有關內容，應該可以感受到，我如果再在這里逐條批駁王朔，實在是一種浪費。

　　不過，許多讀者、學人對王朔的觀點多有抨擊，為求完整，我擇其要者，摘抄若干，以饗讀者：

　　關于魯迅不是思想家。王朔認為魯迅思想沒有什么新鮮的，理由是：“從他無數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起誰說過他有思想，大家糾纏、感慨、為之涕下、激動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對他可能具有的思想進行猜測……”對此，吳中杰先生在《重溫魯迅“苦口的忠告”》一文中說：“這使我感到很驚訝。評論一個作家的思想，不去研究作家本人的著作，卻以別人的研究文章為依據；而且，我很懷疑批評者是否認真讀過別人的魯迅研究文章，因為據我所知，研究魯迅思想的文章和著作，為數著實不少，只要略一翻閱魯研著作，便會看到許多分析魯迅思想的文字。如果批評者根本不去看書，只是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說，不過是在酒宴飯席上聽人胡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道聽途說是不能作為評論的依據的，別人的文章也只能作為參考。要評論魯迅的思想，還須認真地研讀他的著作。魯迅不是思辨哲學家，他以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社會理解深刻著稱。這些深刻的見解，就體現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且不說別的，單以被指責為‘概念產物’的《阿Q正傳》而言，其中對于國民性的剖析，對于阿Q革命心態和最終命運的描寫，都有深刻的意義，決不是時下的侃爺們所能達到的。”（《文匯報》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陳漱渝先生在《由<收獲>風波引發的思考》一文中說：“魯迅的思想主要散見于他的九百多篇雜文當中，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廣泛性可以與同時代的任何思想家比肩。如果魯迅不是思想家，他怎會用‘吃人’兩個字就概括了數千年來家族制度和封建倫理的罪惡的本質？如果魯迅不是思想家，他怎能對先儒所說的‘一治一亂’進行鞭辟入里的闡述？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治’，就是中國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所謂‘亂’，就是中國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魯迅寥寥數筆，就準確描繪出一部《欽定二十四史》中這種歷史循環的怪圈。魯迅其他體裁的作品，也包含有極其豐富的思想，比如散文詩《野草》，就體現了魯迅深刻的人生哲學。在魯迅的小說中，也有很多令人警醒的哲理。王朔認為魯迅對于男女過日子的事‘實在是生疏’，但就是在小說《傷逝》中，魯迅告誡熱戀中的青年：‘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又說：‘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些至理名言，難道不表現了魯迅對愛情真諦的洞察么？新時期以來，對于魯迅的哲學思想、教育思想、美學思想、歷史思想、文學思想都有研究的專著，對于魯迅的科學思想、倫理思想等也有研究的專文，這些難道不都反映出魯迅思想的博大精深么？”（《魯迅研究月刊》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在拙著《魯迅：最受誣蔑的人》一書中，有一篇關于李長之的文章，題目就叫《魯迅不是思想家？》，其中，我寫了這么一段話：

　　什么叫思想家？怎樣算有了思想體系？像《資本論》這樣的“大部頭”確實建立了一個系統，開創了一個學說，是偉大的思想寶庫。我所要說的是，有沒有思想系統，不是看表達的方式，而要看他一生的思想建樹，看他為現實社會解決了什么問題�？追蜃佑袥]有思想？毛澤東有沒有思想？如果我們承認孔夫子和毛澤東都是思想家，那孔夫子的思想不是由許多對話組成的嗎？毛澤東思想也不是由“概論”一類的書來完成的。換一句話說，毛澤東思想也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堆壘而成的。這些文章里面有的固然是論文，但也有雜文，也有書信等等。和孔夫子、毛澤東一樣，魯迅也有自己的思想及其體系。我的手頭有一本張琢著的《魯迅哲學思想研究》，這本書從魯迅革命民主主義世界觀的形成、前期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歷史進化觀、階級觀、群眾觀、辯證法思想、反虛偽精神、對奴才主義的批判，以及性道德觀等等，分別進行論述，作者說：“魯迅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外，既有相當深廣的自然科學基礎，更有歷史的和現實的深厚的社會閱歷，并有高度的理論修養。他對中國思想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許多方面都樹立了巍峨的豐碑。他的著作，是一個豐富的思想寶庫。”（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版）我讀了這本書，為魯迅思想的系統與完整而深為嘆服！

　　與傳統的建立了體系的“大磚頭”比較，魯迅不過是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像教科書一樣寫出來。只能說魯迅的思想有著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不能說魯迅沒有思想�？墒�，又是誰規定了思想的表達方式只能這樣而不能那樣呢？

　　關于魯迅究竟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歷來是有爭論的。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胡風在上海的《希望》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發表《關于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一文。這篇文章反駁了認為“魯迅沒有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說法，指出：“如果離開了人類數千年的歷史所積蓄起來的人類智慧底寶貴的路線，獨創地弄出一個什么思想體系，那即使不是《大同書》的康有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梁漱溟，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森林哲學的泰戈爾或不合作主義的甘地罷了。魯迅生于封建勢力支配著一切的中國社會，但卻抓住了由市民社會發生期到沒落期所到達的正確的思想結論，堅決地用這來爭取祖國底進步和解放。這是他的第一個偉大的地方。”這里胡風提出了魯迅的思想與一些先哲時賢的不同，魯迅的思想是根植于現實的土壤，魯迅更多的關懷是祖國的進步和解放。胡風又說，“五四運動以來，只有魯迅一個人搖動了數千年的黑暗傳統，那原因就在他的從對于舊社會的深刻認識而來的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里面。”這是魯迅的第二個偉大的地方。“最后，魯迅底戰斗還有一個大的特點，那就是把‘心’‘力’完全結合在一起。”“在冷酷的分析里面，也燃燒看愛憎的火焰。”以“沒有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這種貌似理論高超的斷語來否定魯迅，是魯迅否定派一貫的說法，胡風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卻簡明有力地批駁了這種謬論，是有理論意義的。

　　“他沒有一個思想家所應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論上建設的能力”，針對李長之的這個論斷，袁良駿在《誤解與真知》一文中指出，這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他說：“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列寧誠然是思想家，但是，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歌德、托爾斯泰難道就不是思想家嗎？他們也許沒有留下什么哲學講義，但是，他們的偉大作品不都是他們偉大思想的結晶，含蘊著深刻的哲理嗎？反言之，沒有深刻的思想，他們能成就自己偉大的作品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首先就必須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魯迅自然也不例外。姑不論魯迅的數百萬言的雜文，即使他的小說，也都是他的偉大革命思想的結晶。像他的代表作《阿Q正傳》那樣的作品，其思想難道還不夠博大精深嗎？難道我們能夠離開魯迅的創作實踐去苛求什么‘思想家所應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論上建設的能力’嗎？實際上，魯迅對中國歷史的深刻的認識，對社會生活的熟悉洞察，對中國革命的精辟分析，幾乎超過了中國當時所有的政治家、哲學家、歷史家和社會學家。中國人民已經而且還將從他的遺產中擷取那些思想的精華，從而指導自己除舊布新的偉大斗爭。怎么能否認魯迅作為思想家的存在呢？如果魯迅夠不上思想家，那末，小自中國、大至世界，還有多少人可以夠得上思想家呢？”（《魯迅研究年刊：一九八一》，陜西人民出版社）袁良駿認為，魯迅是另一種類型的思想家，是以文學家的面目出現的類似于列夫·托爾斯泰的思想家。在這里，他突出了魯迅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與全面認識。有日本人說，懂中國的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半個毛澤東。蔣毛我姑且不論，說魯迅懂中國，這是肯定了一個客觀事實。如此，我不禁要問，難道懂中國的魯迅，可以是一個不是思想家的魯迅？

　　魯迅是深沉敏銳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愛憎分明，充滿了強烈的感情色彩和活生生的現實氣息，他的情感充滿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

　　拙著于二零零零年五月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寫作時間大約是一九九八年前后，當時，王朔和李敖們的高見還沒面世，是針對李長之而發議論的。今天重讀，用以對付王朔們的胡言亂語，也還合適。

　　關于魯迅不是文豪、作品的長與短以及雜文問題。王朔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并為魯迅的“偉大”而憤憤不平；“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卻看不到他更多優秀的作品”。“魯迅沒有長篇，怎么說都是個遺憾，也許不是他個人的損失”。王朔進而對魯迅大不敬，說魯迅這樣做是不“正經”，在“憑小聰明和雕蟲小技”蒙人。對此，姜振昌先生在《魯迅的真誠與明智》一文中指出：“魯迅為什么不寫長篇小說而傾注終生大部分生命和心血去寫雜文，這是早在三十年代文學界就議論不休的話題。王朔以作品的長短大小來衡量其價值的優劣高低，這是再明顯不過的謬誤，正如美玉鉆石從來不是以重量大小衡量其價值的重要標準一樣。魯迅雜文是文學中的奇葩，創造了一種中國人表達感情和智慧的獨特方式，其偉大意義和不朽價值已經被歷史所反復證明了。王朔的這一切結論不僅源于他一貫的‘玩世不恭’和‘看人低’的習慣，而且真真地反映出他對魯迅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新文學的不理解。”（《文藝報》二零零零年五三十日）

　　對這一問題，林賢治在《魯迅與王朔的“有神論”》（《人民日報》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一文中是這么看的：

　　魯迅從來不曾以“文豪”自居，他寫小說，并不因小說是“‘作家’這一行的仿偽標記”，相反小說在中國歷來是不算文學的，正如散文在王朔的眼中一樣。據魯迅自述說，本意不過利用小說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至少可以為新文學運動的前驅者吶喊幾聲，破破寂寞。那結果，他自己總結是“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有什么影響呢？新派的小說家卻視之為攔路的“老石頭”。魯迅后來改作雜感，這類東西不特今天看來不值一哂，當時作者便因此得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的惡謚。但如魯迅所說：“我的雜感是印在紙上的，不會振動空氣，不愿見，不翻開就完了。”這于世人應當是毫無妨礙的。至于說這些“不是很過硬”的作品藏有什么思想罷，據說里面“漆黑一團”，“對生活、社會、人群極度絕望”，“不能說給國家民族指條明道”，當然是不配稱作“思想”的。要說魯迅尚有一點令人佩服也即“迷信”的地方，在王朔那里，頂多剩下“品格”了。他一面說，“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都只為“他的為人或說高貴的德行”；但一面又說，魯迅“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寫文章也常跟小人過不去”，“你憤怒的對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現出多大格局”。魯迅在被“隨便批評”之后，當然最好不憤怒，一憤怒，便立刻還原成為蘇雪林筆下的那個反復小人了。幸而除了個別吁請大家“千萬別把我當人”的人之外，如王朔所說，“半個世紀之后，我們的人民不再是魯迅那個時代完全處于被忽略被遺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伙人了”，已經是“靈魂受到洗禮”的主人了；不然，以小人的格局，影響將要變得更為惡劣。

　　關于王朔《看上去很美》裹腳布似的長篇與文豪或文學家的關系問題，我實在不想再費口舌了，這一點，我在本書關于李敖的部分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關于所謂神化魯迅。在談到王朔所言“在魯迅周圍始終有一種迷信的氣氛和蠻橫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不能正視他”、“各界人士對他的頌揚，有時到了妨礙我們自由呼吸的地步”時，張伯存先生在《<我看魯迅>值得商榷》一文中指出：“這事兒擱在‘文革’我信，那是另一種對魯迅歪曲、刪削的神話，現在壓根兒不存在這種什么氣氛、力量之類，而是相反。王朔說想追求精神自由，首先得忘掉‘精神自由之神’，依此邏輯，一個流氓想追求愛和美，得首先殺了愛神維納斯然后再大施淫威方罷，王朔的話語實實在在地流露出一種強烈的、無法釋懷的‘影響的焦慮’。”（《北京日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二日）

　　林賢治先生在《魯迅與王朔的“有神論”》一文中也談到這一問題：“大約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即王朔說的使老百姓變得‘誰都敢說’的‘思想解放運動’時期，茅盾率先提出‘不要神化魯迅’的話題。時隔二十年，王朔著文《我看魯迅》，算得是世紀末的回應。據稱，今日的魯迅不但被‘神化’了，在‘迷信的氣氛’之外，還形成了那么一種‘蠻橫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不能正確正視他’。這樣一來，‘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僅僅因一個可惡的魯迅，便須大打折扣。誠如王朔所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確實非‘耍王八蛋’不可了。把魯迅稱為‘神’始于三十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早在魯迅生前，像高長虹就給他戴過‘思想界權威’一類紙糊的假冠；所謂‘神’，無非是在‘權威’的基礎上加以放大的另一種說法罷了。不過，重提‘神化’的舊話，倒是利用了曾被稱為‘現代造神運動’的‘文革’結束之后的特殊語境，便利于制造破除某種同魯迅相關的精神和思想意義的口實。當年，當大隊的‘英雄’向魯迅興師問罪時，魯迅問道：是‘本罪’呢，抑或‘影響罪’？推究起來，大約在他生前，所問多屬‘本罪’，身后便多是‘影響罪’了。”

　　張伯存把“文革”中的魯迅與新時期的魯迅區分開來。林賢治則用王朔的原話來點出王朔的可笑，你不是說，當下已經“誰都敢說”了嗎，魯迅又如何成了“蠻橫的力量”？又如何“壓迫著我們不能正確正視他”？事實是，“文革”以后，絕對不存在王朔所聲稱的不能正視魯迅等等的狀況；相反，王朔一類斗士們倒是隔三差五地往魯迅墳上吐唾沫。如果說魯迅是一頭死老虎的話，如果說魯迅是一頭被困在動物園中的老虎的話，那么，王朔一類打虎英雄應該是以武松打虎做背景，做著一出又一出的“打虎秀”。張伯存說的“影響的焦慮”，林賢治重提的“影響罪”，歸根結蒂，魯迅太有影響了，地位太高了，我不“耍”他又耍誰呢？魯迅的巨大存在，本身就燭照出王朔一類小丑的種種可笑，誠如王彬彬所言“魯迅如果不被王朔這樣的人所憎惡，魯迅也就不成其為魯迅；而王朔如果不朝魯迅這樣的人吐口水，王朔也就不成其為王朔。”（《在魯迅止步的地方——關于魯迅和魯迅研究的幾點想法》，《魯迅研究月刊》二零零零年第七期）

　　此外，王朔的其他嘰嘰喳喳，不說也罷！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juzi/521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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