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時代，皇位的交接異常重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強烈的政治動蕩，甚至大規模的軍事戰爭。有鑒于此，一般都會早立儲君，斷絕人們對于皇位的覬覦。因為立儲關于國脈，所以儲君又被視為國本。

　　明神宗大婚后一直無子，萬歷九年的一天，神宗在慈寧宮私幸了一個宮女王氏，卻陰差陽錯地讓她有了身孕。起初，神宗死活不認，直到太后命人取出《內起居注》核實，才被迫承認。在太后的干預下，王氏被進封為恭妃，隨后產下了皇長子朱常洛。但是萬歷與王氏云雨并非出于喜歡，而是一時性起，他真正寵愛的是德妃鄭氏。萬歷十一年，鄭氏生下皇二女，次年就進封為貴妃，萬歷十四年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旋即被進封為皇貴妃。這種進封速度使得“中外籍籍，疑上將立愛”，即神宗有可能撇下長子常洛而冊封三子常洵為太子。但是依據“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皇位繼承原則，廢長立幼是有悖常理的，無法得到廷臣的認可，于是他們紛紛上疏，想讓神宗盡快立常洛為太子，以免夜長夢多。

　　萬歷十四年二月，首輔申時行首先上疏，請求早立儲君，神宗批示說長子還太年幼，再過個兩三年吧。神宗的敷衍引發了臣下的不安，于是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首先上疏抗爭，言辭激烈，引得神宗大怒，將其貶為廣昌典吏。御史孫維城、楊紹程，給事中胡時麟等人又接連疏請，均被神宗懲處。接二連三的責罰沒能嚇退言官，都給事中王三余，御史何倬等又各自疏請，最后，神宗干脆不表態了，將所有奏疏留中不發，來個以靜制動，大臣卻也沒轍了。到了萬歷十六年，已經迫近神宗所說的再過兩三年的期限，大臣們又紛紛請求早立太子，神宗不為所動，只是批示“候旨行”，就這樣一直拖到了萬歷十八年。

　　十八年伊始，閣臣申時行等人被神宗召見時，再次提出早定儲位，但神宗卻閃爍其詞，不予正面回應。于是閣臣以集體請職力爭，在這樣的壓力面前，神宗被迫妥協，傳旨說只要廷臣不再奏請了，就會在后年冊立皇太子。言下之意只要有人再鬧，這道旨意就不作數了。廷臣為了冊立的順利進行，保持了緘默，但是眼見快要到期，卻不見任何冊封的跡象。按捺不住的工部主事張有德請神宗早做準備。這一奏正是神宗所期望的，于是傳諭將冊封推延至二十一年再舉行。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只不過是神宗不想冊立常洛為太子的借口。

　　二十一年正月，神宗傳旨說要在今年春天舉行冊封，廷臣鑒于張有德的教訓，都沒有再行疏請。但隨后神宗卻突然提出，皇后年齡尚小，還有產子的可能，要等待嫡子的出生，準備先將常洛等人封王。此時的內閣首輔王錫爵左右為難，于是他“擬兩旨以進，一為冊立定期。一則云中宮年少，且待數年后，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以遵祖制，今且并封三王以俟之”。但神宗并沒有考慮第一種方案，而是直接向禮部下達了“三王并封”的旨意。苦苦等待卻換來如此結果，廷臣自然不肯罷休，紛紛上疏要求如期冊立。首輔王錫爵倍感輿論壓力，也力請按原定時間立儲。面對舉朝反對，神宗也只好作罷，再次擺出拖延的姿態，下令要再等兩三年。八月，王錫爵再次奏請冊立太子，并請皇長子出閣講學。神宗雖然答應了此請求，但卻提出要皇三子常洵也一起出閣。在明代，出閣讀書的權力為皇太子獨享，一旦出閣，也就意味著皇太子地位的初步確認。神宗想讓常洵一起出閣讀書，表明二者皆有當選太子的可能。這一無理要求被內閣封還。最終，朱常洛于二十二年二月出閣讀書，對此，明人沈德符評論說“雖未正儲皇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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