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極盛時期的天寶十四年(755年)，全國人口有961萬戶，5200萬人。而到肅宗乾元三年(760年)猛降至193萬戶，1699萬人，以后逐年下降，直到元和年間人口才開始回升，達247萬戶，到相對比較安定的長慶、太和年間，人口逐漸穩定在300?400萬戶之間。唐代中后期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固然與安史之亂息息相關，但也與政府控制不了流動人口有關。
早在開元天寶之際，租庸調制已經破壞�！靶诜绞乱牡�，戍者多死不返”。但將帥為了邀功，士卒死亡多不除名。在王?為戶口使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 在苛捐雜稅的暴斂之下，人們不得不開始逃亡。其后則是“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舊唐書》楊炎傳)人口逃亡到唐后期一直沒有停止過。由于一家逃亡，租稅均攤于鄰里，鄰里逃亡，其租稅仍攤于鄉縣，于是一室空而四鄰亦盡。一家逃而牽動鄉鄰，一鄉動而牽動全國。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書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余戶，?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舊唐書》李渤傳)這里沒有一個時間年限，不知道在多長時間內人口逃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受安史之亂影響的主要是北方，南方由于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破壞，應該說影響不著。特別是湘南之衡、永、郴等州，物產較為豐富，“潭、衡、桂陽必多積谷……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舊唐書》劉晏傳)人口的逃亡應當相對較少。但從文獻上看，人口逃亡也是觸目驚心的。柳宗元在永州(約805? 815年)時寫的《捕蛇者說》，借用捕蛇者蔣氏之口，說出了湘南人口的異動情況�！白晕崾先谰邮青l，積于今六十歲矣……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六十年間，人口逃亡或死亡率達90%以上，三十至四十年間，為70%? 80%，十二年間為50%?60%。這個數據雖限于一個很小的地區，而且是一個粗略的估計，但卻與李渤的數據相仿佛。
據《舊唐書》和《新唐書》，天寶年間，郴州八縣有31303戶，道州五縣22551戶、139063人，永州四縣27494戶、176168人，衡州六縣33688 戶、199228人，以衡州戶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呂溫在“簡獲隱戶奏”說到衡州戶口逃亡情況時，不僅統計數字準確，時間跨度確定，而且有一個相當大的區域范圍，包括衡陽、衡山、常寧、攸、茶陵、耒陽六縣。這使我們對唐代逃亡戶口的普遍性有一個準確的認識。該奏折說：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幼單孤不支濟等外，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團定戶稅，次簡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伏緣圣恩錄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撫傷殘。臣昨尋舊案，詢問閭里，承前征稅，并無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團定，簡獲隱戶，數約萬余。州縣雖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斂，與其潛資于奸吏，豈若均助于疲人。臣請作此方圓，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闕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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