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現出不少大商人來。但被公認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復國韜光養晦之計策,并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復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
但當勾踐復國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踐是一個可以共患難但不能同安樂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棄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于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里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界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經商的頭腦。他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則知(價格)貴賤。”他發現價格漲落有個極限,即貴到極點后就會下落;賤到極點后就會上漲,出現”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就很符合現代市場規律的。因為一種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就會更多地生產,供應市場,這就為價格下跌創造了條件。相反,如果價格太低,就打擊了積極性,人們就不愿生產,市場的貨物也就少了,又為價格上漲創造了條件。故他提出一套”積貯之理”。這就是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重視降價的物品,盡量賣進存貯起來。等到漲價之后,就盡量賣出!百F出如糞土”,即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可惜地拋出。
就這樣,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為平抑物價、避免豐年谷賤傷農與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陶朱公范蠡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范!妒酚洝分休d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就是說在從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經“三致千金”——三次散盡家財,又三次重新發家。在秦漢時代,人們就把那些巨富們稱為“陶朱公”,其名字成為了財富的代名詞。
接下來說說白圭。他是東周洛陽人,因擅長經商致富而名譽滿天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對其事跡有詳細記載,并稱白圭為“治生祖”。
頗富商業天賦的白圭從長期的經營管理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經商理論,為后世經商者所師法。他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經謀取厚利。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每年糧食豐收后,買進五谷,售出絲、漆,在蠶繭上市時,便購進絲棉等織物,而出售糧食。他主張經營廣大民眾生活必需品,市場既廣,銷路也好,不用與人爭買賣之價,就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這種利潤來自時令差價和豐歉差價。
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經營圭臬。他說:“欲長錢,取下谷”。下等谷物雖然價低利薄,但為廣大庶民所必需,銷量極大,故可取得巨額利潤。同時他也很重視商品質量,認為質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贏得信譽,貨硬才會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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