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至8月間，中蘇邊境接連爆發了幾起沖突事件，之后，大軍壓境的蘇聯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國等國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國開展了防范“新沙皇”侵華戰爭的緊張戰備和疏散在京中央領導人的工作。由于事件發生在“文革”期間，當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風頭正健，在他們的一手操縱下，被“疏散”人員實際上是換了個地方繼續被“監禁”。
從1969年3月初開始，全國戰備緊鑼密鼓開展起來。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打倒新沙皇!》，其中說：“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么人一起來，我們都要把你們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5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準備打仗�！�15日，在中央碰頭會上，他又說，大敵當前，我們是后發制人，并具體地說到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戰爭問題。
到8月28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地區革委會、人民解放軍駐邊疆地區部隊，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隨時準備對付武裝挑釁，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命令說，黨中央命令你們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它們的突然襲擊”。命令還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停止武斗，實行歸口大聯合，堅決執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區制止武斗、懲辦壞人和恢復生產與工作)，大力支援前線，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沖擊解放軍;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
“八二八命令”的發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爭、武斗和打砸搶等混亂局面的地區。
中央對戰備工作采取了“內緊外松”的方針。在當時的報刊和廣播電臺上，大都是些“活學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薄ⅰ皹影鍛颉�、“農業學大寨”等方面的內容�！鞍硕嗣睢卑l布后，在一些報紙和廣播電臺上，一度出現過號召“要準備打仗”、“一切為了打仗”的宣傳，但很快被中央制止。
實際上，從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資，是當時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的重要戰備活動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黨政機關，以及北京主要單位、學校，包括其家屬，被緊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暫時先疏散至郊區。文化部所屬機關、學校、劇團和文聯、作家協會去湖北咸寧，其他協會去沙城。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國作協部分人員，分別于9月25日、26日動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學社會科學部去河南息縣。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全國物價委員會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國防科委機關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縣蓮環湖干校。11月15日，中國作協機關宣布了緊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兩批疏散。
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時還被要求，離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繳;離京以后，凡是絕密文件一律不發;各人參加所在地工廠、農村的斗批改;不準同別的老同志接觸;不經中央批準，不允許重返北京。
邊境地區的軍政機關，如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革委會、軍分區也向內地遷移。吉林市計劃將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農村。
許多高校也緊急遷出城市。北京大學的一部分疏散到漢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陽湖畔。北師大師生疏散到西郊東方紅煉油廠。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合肥。中央廣播學院遷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學院遷到湖北潛江。北京農業大學先遷河北涿縣，后遷到陜西甘泉。長春10所高校在一個多月期間，下放干部、教師4400人，占總數的58.6%。
離開“牛棚”不久的中國曲協副主席、作家陶鈍這樣回憶：“北京市內一片慌亂，一些外地有關系的戶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舊家具的店鋪，以賤價收購了大量的家具。我把老家的人叫了來，把大衣櫥、樟木箱子、書架，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選集都裝箱運回鄉下。舊家具價錢落到大立櫥20元，寫字桌10余元，一個彈簧單人床墊子才賣了12元�！弊骷谊惏讐m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在北京站登火車時，“秩序大亂，猶如逃難的難民”。韋韜回憶說：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閑雜人員’、‘危險分子’統統疏送到內地去‘監護’;把業務已停專事斗批改的機關單位，統統遷往農村，或辦‘五七干�！虿尻犅鋺�;把各部門各單位的重要檔案、文件、珍貴資料，集中裝箱運往‘三線’保存”。
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通知說：為了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應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經中央討論決定：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主席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副主席到蘇州負責戰備。同時，中央領導人及原中央負責人也相應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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