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說：“很長時間以來，政府患上了一種疾病，就是那種試圖掌控一切、預料一切、操縱一切的權力常見卻無法治愈的疾病。”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托克維爾深知，法國雖然罹患的是新病，但其根源卻埋藏在歷史深處。
“上醫”托克維爾
終其一生，托克維爾一直承受著雙重病痛的折磨。相較于個人身體的痼疾和苦痛（胃病和神經官能癥），彌漫于整個民主化時代、在法國盤桓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政治和精神頑疾，更讓托克維爾憂思難忘，讓他在黑暗中感到陰郁、在恐懼中感到戰栗，在倦怠、麻木和冷漠中體味到操心、苦惱和焦慮，也讓他在卑劣瑣屑的沉淪和單調乏味的平庸中升騰出“強烈的恨、熾烈的愛、遠大的希望和堅強的信念”。
正如我們在細讀托克維爾的文稿時所不斷印證的，托克維爾一直念茲在茲的是作為“政治體”（body politic）的法國所罹患的各種病患：“我覺得在法國大革命的病變中有某種特別之處……這是某種新事物、未知的病毒”，“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們都認為，法國社會受到暴力病癥的侵害……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楚，這是一種慢性病……我們注定要長期搖擺于專制主義和自由之間”，“您會發現，法國相當平靜而繁榮，但實際上不安定。法國人的思想一直經歷著一種奇特的病態”，“使我們陷入如此深重的病癥的原因，更多的是錯誤的政治經濟學觀念……我不認為您跟我談起的濟貧法是治療這一病癥的恰當藥方，至少目前不是”，“以前我們覺得可以改變自己，現在我們認為無力進行改革；以前我們有種極端的驕傲，現在則墮入同樣極端的卑微中；以前我們認為無所不能，今天我們覺得一無所能，我們更愿意相信，斗爭和努力從此成為徒勞，我們的鮮血、肌肉和神經將永遠比我們的意志和品德強大。這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病癥；這病癥與我們祖先的病癥恰成對比”，“威脅我們這樣的民族的最嚴重的疾病是民情的逐漸萎靡、心靈的墮落和趣味的粗俗；那是未來的危險所在”，“我認為我的病不會痊愈，就像法國的病不會完全好一樣”，“也許有一天，命運的偶然會讓我們碰上一張寫有治療我們所有弊病的藥方，或是遇上一位知曉這一藥方的人”。
或出于命運的偶然，也或出于隱秘的天意，尋找救治“法國病”藥方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托克維爾的肩上，而托克維爾也名副其實地成為“治國”之“上醫”（中醫有“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的說法）。托克維爾當然知道，這是一副政治重擔，因為法國所感染的是一種世所未見的新型病毒，所罹患的是一種莫可名狀的未知之癥。對此，那些熟讀醫書、循規蹈矩的傳統的國醫圣手們只能束手無策、望病興嘆，就像托克維爾所尖銳地批評的那樣，“他們好像那些淵博的醫生，對古來的疾病了如指掌，卻對他們的病人所患的新的具體的疾病一無所知。他們用他們的博學殺死他們的病人，這并不鮮見！”托克維爾深知，法國雖然罹患的是新病，但其根源卻埋藏在歷史深處。也就是說，為了救治“新病”，我們必須深入到“舊社會”和“舊制度”的內在機理：
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的每個部分時，我從未將新社會完全置之不顧。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能免于一死。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當我在那個時代的法律、思想、風尚中碰到吞噬過舊社會、如今仍在折磨我們的某些弊病的痕跡時，我也特別將它們揭露出來，以便人們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
通過對“舊制度”和“舊社會”的解剖，托克維爾發現，那個招致“舊制度”毀滅，并在“大革命”之后所建立的新的政治肉身上借尸還魂、繼續興風作浪的致命病灶，就是那種以“行政集權”和“國家主義”為中心的“民主專制主義”，就像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很長時間以來，政府患上了一種疾病，就是那種試圖掌控一切、預料一切、操縱一切的權力常見卻無法治愈的疾病。”
民主專制主義的病理學
誠如讓·博丹所說，“國家要得到優良和明智的治理，其頭號法則就必須是觀察其狀況，了解每個國家的力量和性質，明辨侵襲它們的那些疾病的原因。”故而，對于托克維爾而言，為了辨證施治、對癥下藥，其首要任務便是要辨明“民主專制主義”或“平等專制主義”的病因和病灶。這既是托克維爾著述中最濃墨重彩、激蕩人心、最富創見的部分，也是崇明這部著作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實際上，作為一種“政治之癌”，專制主義的病患可謂源遠流長。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就曾將專制政治（又稱僭主政治）定義為“以主人管理其奴仆的方式施行統治”的“變態政治”，并揭示出了專制主義“僭術”的各種秘辛。
世易時移，雖然新時代的“民主專制主義”與亞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傳統專制有著不可避免的“家族類似”——如其目的都是為了剝奪人們的“自主”和“自由”，使其永遠處于奴役狀態，但在托克維爾看來，作為一種新型的柔性專制，這種“民主專制主義”奠定在不同的社會和歷史基礎之上，而古老的傳統術語如“專制”和“暴政”，也已不足以完整地呈現其性質、界定其特征。對于這種中世紀聞所未聞的“民主專制主義”，托克維爾描述道：
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的地位；人民由彼此幾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的合法主宰，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在它頭上有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務，而不必征求他們的意見�？刂扑氖遣粠C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法律上，他是聽命于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
那么，在托克維爾看來，這種“民主專制主義”是如何產生的呢？它與傳統的專制又有何種區別呢？
《創造自由：托克維爾的民主探索》，崇明著，上海三聯，2014。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崇明指出，首先，“民主專制主義”是歐洲歷史上綿延數個世紀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個人的拉平化、軟弱化、疏離化，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物質主義的產物�；蛟S，在古代的僭主看來，現代的專制者只需借助于浩浩蕩蕩、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借助于現代人對于平等主義意識形態的天然喜好，借助于民主人的焦慮、嫉妒、驕傲和貪婪的私欲，無需訴諸任何危險的暴力和艱苦的努力，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蕩平疆土之內的豪強之士，一勞永逸地在民主人中間樹立無形的但卻溝壑森嚴的壁壘。這樣，人民是平等了，但同樣地軟弱，民眾是靠近了，但都無所依憑。而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出于主動選擇，還是出于被逼無奈，專制統治的降臨都只是個時間問題；
其次，作為一種新型的柔性專制，“民主專制主義”呈現出與傳統專制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與傳統的僭主只謀求一身一家之利益不同，現代專制者號稱致力于民眾的幸福，自稱是民眾的奴仆。就像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即便是像波拿巴那樣的專制統治，也必須“以平民主義——民主的方式使自己合法化”；另一方面，與傳統的僭主政治體現出鮮明的個人統治和個人忠誠不同，現代的專制者往往表現為承載著“人民主權”的非人格化的國家機器，尤其是國家的行政機器，也就像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鏈條被打碎了，新主人無以名狀”。也正因為如此，“民主專制主義”才更具欺騙性，因而也更加危險：
這權力絕對、細致、有序、遠慮、柔和。如果它的目標是讓人成年，它將類似于家長；但是恰恰相反，它希望人們永遠一勞永逸地停留在孩提時代；它很高興看到公民們自得其樂，只要他們除了享樂便無所用心。它很愿意為他們謀幸福，但希望成為這一幸福唯一的代理人和仲裁者；它保障他們的安全，預見并滿足他們的需要，促進他們的享樂，領導他們的實業，管理他們的繼承，分配他們的遺產……
政府這樣把每個個體依次置于有力的掌握之下并按它自己的想法塑造他們。然后便把全社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它用一張其中織有復雜細致、全面統一的規則的密網控制住社會，最有獨創精神和最生機勃勃的人也不能突破控制成為出類拔萃的人物。它不踐踏人們的意志，但它軟化、馴服和指揮人的意志。它很少強迫人行動，但經常阻礙人行動；它什么也不破壞，但阻止新生事物；它不行暴政，但限制和壓制人，使人精神頹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體人民變成不過是一群膽小而會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則是牧人。
但是，即便是服從最仁慈的主人，那也是一種道德上的墮落。因為在托克維爾看來，正是在“國家”這個財大氣粗的主人事無巨細、無微不至的監護、關愛和照料中，人們失去了運用自己自由意志的能力，甚至失去了運用自由意志的意愿，而能否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正是區分自由人和奴隸的核心標志。
重造“政治”與成為“自由民族”：“法國病”的救治之路
托克維爾之所以不辭辛勞地解析“民主專制主義”這種典型的“法國病”，是為了將法國重新塑造為一個“自由民族”。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矯治作為“民主專制主義”之病根的個人主義：也即讓個人走出封閉偏狹的自我，由“好人”進化為“好公民”，將粗鄙的、赤裸裸的“自愛”轉化為“開明的自利”，并以“自由”來節制和改造“平等”，從而將“平等地屈從于同一個主人”升華為“平等地享有自由”，而這一切一切的關鍵就在于重建“政治”，尤其是重建以“政治參與”和“政治結社”為核心的“政治自由”，正如托克維爾所說，“要與平等所產生的諸惡進行斗爭，只有一種有效的辦法，那就是政治自由”。而這也是托克維爾最為核心的教誨。
就像休謨所說的那樣，“所有的專制政府都必然大大地依賴于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同樣，在法國，“民主專制主義”一路高歌奏凱的過程，也正是國家機器慢慢地蠶食和侵吞民間社會，行政管理逐步擠壓和吸納政治生活的過程。關于法國的國家機器對民間社會，尤其是對民間社會中經濟活動的介入和蠶食，托克維爾有著栩栩如生的勾勒：“20年來，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于成為產業產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王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與政府有金錢關系、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維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驚人地增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而對于行政集權對于自主的政治和公共生活的侵蝕，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惡果，托克維爾寫道，“由于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托克維爾指出了這樣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對比，“在中世紀，政治自由的成就到處可見”，而在現代，“由于國民已經不再運用政治自由，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興趣以至觀念也已消失”，“法國人是很久很久以來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歐洲國家之一，在法國，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
在托克維爾看來，要徹底地扭轉這種“非政治化”現象，就必須對民眾進行普遍的政治賦權，并通過鄉鎮層面的“地方自治”讓他們親身參與政治實踐，并在此過程中擺脫狹隘的自我利益，重建公共文化，重塑社會紐帶和培育公民美德：“讓人們關心國家命運的最有力的辦法，可能唯一的辦法是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治理中去……今后在歐洲，公民的數量將與政治權利的擴展成比例地增加。”“在政治中，人們為了重大的目標聯合起來，在重要事務的結社中獲得的益處讓人們切實地認識到在小事中相互幫助的意義。政治結社同時使許多人走出自我；盡管年齡、性情或財富的諸多差異會自然地在他們之間造成隔離，政治結社使他們走到一起彼此聯系，一旦他們聚集過一次，他們就總會知道如何再次聚集。”也正是基于這種立場，托克維爾對“七月王朝”將民眾的社會、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割裂的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因為只有在重建“政治”的基礎上，被“民主專制主義”閹割掉的個人自由意志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才能得以恢復，而“民主專制主義”也才有望被改造為“民主自由主義”，因為在托克維爾看來，“按照現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說按對自由的準確概念，每個人既然從自然得到了處世為人的必備知識，那他生來便有平等而不可剝奪的權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務上，獨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權支配自己的命運。”
當然，值得指出的是，對托克維爾而言，“政治”并非僅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比如投票箱前的公民投票，比如議會中的政策辯論，它常常意味著更多：比如“政治人”超越自我的激情，對成就偉大的渴望，對自由和人的尊嚴的矢志不渝的尊奉。一旦失去這些支撐，一旦“政治”淪為中飽私囊的工具、狗茍蠅營的秀場，一旦萎靡、無能、僵化和厭倦再度支配政治生活，“非政治化”的趨勢，勢必會在“政治冷漠癥”的掩護下卷土重來，而“民主專制主義”也必將再度粉墨登場。
托克維爾寫道，“我只有一種激情，那就是對自由和人類尊嚴的熱愛”，正是秉承這股激情，托克維爾矢志要將“法國改造為一個自由的民族”，并將其視為“終生為之奮斗的事業”。正是因為曾深味過自由事業的美好，故托克維爾也深知其兇險。確實，對于每一個懷抱同樣的自由理想，但又像托克維爾一樣出自一個愛自由只是因為痛恨主人，而非痛惡依附本身，依戀自由只是因為依戀自由所帶來的福利，而非依戀自由本身的魅力的非自由民族之士而言，請牢記托克維爾下面的政治遺言：
“誰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享受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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