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漢至明清，長城沿線的許多關口成為農、牧兩大經濟、文化系統民族交易的場所或中心，有的逐漸發展成為長城沿線的重要城鎮。長城既保證了農業經濟、文化與畜牧業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又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補充提供了場所和方便;又起著調解兩種經濟，使農、牧業經濟朝著主輔相互配合的方向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長城不單純是曾起過將兩種經濟、文化分割開來的作用，還曾擔負著將兩種經濟、文化緊緊系在一起的重任。秦漢之時，累計投入的兵民有近千萬之眾。秦始皇在修筑長城的同時，即著手加強邊境地區的開發建設，揭開了屯田戍邊、開發邊區的序幕。漢代由于修筑長城的時間較長，曾有多人提出移民實邊的建議，這些建議先后被漢政府采納接受并組織實施。移民和戍守長城的軍人一起，開墾荒地進行農耕，不但加速了邊區的經濟開發，節省了政府的大量軍費開支，而且大大減少了長途運輸之苦，并將華夏文化遠播四方。

　　在文化方面，長城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上也起了重要作用。長城的修建和戍守，長城區域的爭戰使中國古代漢族和十幾個少數民族進行了廣泛融合。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歸漢，實現了中原農業區的華夏漢族與北方畜牧民族的匯合，這便是中華民族的形成之始。建國以后在內蒙古陰山一帶漢代城堡遺址的考古發現，說明漢與匈奴的和平往來，并沒有完全被萬里長城和軍事堡壘所遮斷。唐代，唐太宗大破突厥軍后，使數十萬降眾居住在邊境長城沿線一帶，設置六個都督府，任命突厥人為都督。突厥人接受了漢族先進的經濟和文化，進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金元時期，雁門關外由起初的“不植桑榆不種麻”，到后來的“生民何處不桑麻”，正反映了這一歷史的規律。明在長城沿線開放“馬市”，表現了漢蒙互相依存、漸趨融合的密切關系。清政府采取懷柔政策，進一步促進了長城一帶的民族大融合。

　　長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軍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簡單孤立的一線城墻，而是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把長城沿線的隘口、軍堡、關城和軍事重鎮連接成一張嚴密的網，形成一個完整的防御體系。軍堡、關城和軍事重鎮這個體系具有戰斗、指揮、觀察、通訊、隱蔽等多種功能，并配置有長駐軍隊的點線結合防御工程整體。長城所體現出的軍事防御思想，在軍事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長城的產生和發展和中國古代的整個軍事發展同步前進，對于研究古代軍事作戰思想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秦皇漢武，包括明初，無不是在主動出擊、軍事上取得壓倒優勢時修建長城的。這說明，修筑長城既是一種積極防御，又是積蓄力量、繼續進取的謀略。

　　修筑長城，是針對西北邊地實情所采取的積極措施，是化被動為主動。需要要強調的是，長城的防御作用不是一般人以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處在于??入侵者或許能集中力量偶爾攻破一兩個關口、闖入內地，但只要整段長城還駐守有強勁的軍隊，入侵者就始終面臨被阻擊、伏擊而無法回家的危險;尤其是，長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個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騎兵縱然破關而入，但只能對內地實施騷擾，而他們的后勤根本無法通過關口輸送進來，故而無法在內地立足、從而動搖中華帝國的根基。癬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這是長城存在的根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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