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至15世紀之交，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步入晚期;封建社會固有的各種矛盾空前激化。明朝自宣德以后，歷代君主大都荒淫腐朽，不理朝政，或荒嬉無度如武宗，或專事玄修如世宗，或靜攝深宮如神宗，或童昏暗昧如熹宗，但皇權卻不曾墜地不收。歷史上迭出不窮的后妃、外戚、權臣、宦寺、藩鎮脅制君主之禍也絕無發生。清代史學家趙翼曾慨嘆曰：“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確如是，回顧歷史，秦、隋兩朝暴君繼位，二世而亡;漢、唐盛世，遇一昏君(漢元帝、唐玄宗)而中衰。而明代皇權之所以“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其關鍵在于：一、建立了一個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二、明統治者總結和汲取了歷史上皇權陵替的經驗教訓，特別加強了對統治階級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防范和控制。使任何政治勢力、政治派別和政治集團都無法也不可能游離于皇權的控制之外。此外，明代皇權在政治上實行極端高壓恐怖的統治模式，企圖以血腥的暴力手段確立和維護專制主義皇權的絕對權威。諸如創設廠衛特種鎮壓機構和詔獄，制造各類政治大案、要案、血案，株連蔓引，以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和屠殺等，就是這一統治模式的集中體現。其嚴重程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明朝皇帝通過上述方法和措施，集立法、行政、司法、軍事、監察諸大權于一身，從而確保了專制主義皇權在統治階級內部始終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形成了晚期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皇權政治。
在討論明代皇權之前，必須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政治學內涵作一簡要分析考察。
君主專制制度是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形態最本質的反映。法國杰出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過：“在專制的國家里，政體的性質要求絕對服從;君主的意志一旦發出，便應確實發生效力，正像球戲中一個球向另一個球發出時就應該發生它的效力一樣�！被蕶�(或稱君權、王權)僅就詞意而言，無非謂皇帝(或君主、國王)個人執掌的權力而已。但將其置于政治學范疇和中國封建社會具體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則包涵了多方面的意義。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萌芽于戰國，確立和鞏固于秦漢。這一體制由三項基本制度構成：即皇帝制度;等級官僚制度;地方郡縣制度。其中皇帝制度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影響并制約著其他兩項制度的發展變革。
研究中國政治史的人幾乎一致認為，自秦、漢確立皇帝制度后，皇權遂不斷加強，至明、清而躋于頂峰。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必須解答的概念問題??皇權強大的政治內涵是什么?即怎樣從政治學角度去理解皇權的強大。以往一些研究著作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多以歷朝政治制度的變革作為皇權強化的標志，認為君主通過改制達到了分權于下而集權于上的目的。這種說法固然不無道理，但卻很難作為一種政治學的概念標準來判斷皇權的強大與否。歷代專制君主雖殫精竭慮企圖集全部大權于一身，但做到一人真正“獨治”全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各個朝代的政治改革，或是將中樞權力從一個機構轉移到另一個機構;或是將其分割，交由若干機構、若干人共同執掌;最高明的“創制”如明清統治者，是在皇帝和政府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權力中介機構，以確�；蕶鄬χ袠袡嗔Φ目刂�。那么，怎樣衡量皇權在政治上是否強大呢?筆者認為，這一問題的結論必須依據兩個條件，二者缺一不可：其一，皇權的穩定。其二，皇權的效能。所謂皇權的穩定，是指皇權在各種政治力量中占據絕對主導的地位，皇權能夠有效地防止和鎮壓任何企圖反抗、顛覆、或者威脅皇權的異己勢力。而皇權的效能，是指皇帝能夠不受阻隔地貫徹自己的意旨，并且作為最高權力載體，有能力指導和推動整個國家機器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本身的政治功能。“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被蕶嗖环�定，自然談不上強大，而皇權無效能，就不會有真正的穩定，個中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有些論者往往把皇帝大權獨攬、恣意妄為視作皇權強大的標志，實際上皇帝過分集中權力、獨斷專行就會使皇權失去效能，并破壞本身的穩定性。
秦二世胡亥認為“凡所謂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厲行所謂“督責”之術�！笆且悦骶殧啵蕶嗖辉诔家�。然后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憤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苯Y果導致強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君主事必躬親，一人獨斷，勢必造成上下梗塞，萬機廢弛。王莽就是這樣一個典型。“莽自見前專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茍免。諸寶物名、帑藏、錢谷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奸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系郡縣者逢赦而后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
被稱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曾對皇權穩定與皇權效能之間的辯證關系做過精當的論述：“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唐太宗與諸侍臣的一段對白鮮明地體現了其為君之道�！吧蠁柗啃g、肖?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衍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后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闭驗樘铺谀苓m度使用皇權，充分發揮大臣的輔政作用，故能成就輝煌千古的“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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