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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民國政府時候，原漢陽兵工廠的車間。門是解放后裝上的。（資料圖片）

抗戰期間，湖大學生在辰溪街頭教唱愛國歌曲。（資料圖片）

湖南日報記者 文熱心

華北淪陷、南京淪陷、上海淪陷、武漢淪陷……

學校內遷、機關內遷、企業內遷……更有難民涌入內地。

湖南，抗戰初期的大后方，相持階段的前線，承接著內遷的人流、物流、“單元流”。

內遷是躲避戰火，更是積蓄力量，為抗戰贏得最后的勝利。

中華民族的堅忍、不屈精神因此得到激發，得到展示。

一幅內遷圖滿是“路難行”

說起內遷，人們自然會想到錢鐘書先生在小說《圍城》中的描述：“從界化隴到邵陽（應為漣源藍田）……一路上崎嶇繚繞，走不盡的山和田……火鋪里晚上不點燈……沒有床鋪，只是五疊干草。”人們就睡在稻草上。

1939年秋，錢鐘書應聘到國立師院任教，與幾個同事經過40多天的長途顛簸跋涉才到達目的地。其實，他們走的是一條“平安路”，天上沒有飛機的轟炸，地上沒有追趕的日兵，只是“路難行”加“生活苦”。而華北、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區內遷的機關、學校、企業可謂舉步維艱。

試想那幅內遷圖：粵漢線、浙贛線上喘著粗氣的火車上，帶來了從前線撤下的軍隊，從東南沿海拆下的企業設備、打包的大學圖書，在長沙、株洲等車點停下；吃水到最大限度的輪船，帶著內遷的教師、學生、機關人員，從長江來到洞庭湖，然后再換上小火輪、或木船從湘、資、沅、澧上溯，目標是重慶、貴陽，甚至更遠的昆明；沙石鋪就的湘贛、湘鄂公路上，背著“大包袱”的汽車，卷起揚塵，搭載著人員和行李，“爬”入湖南，然后再轉入新修成的湘黔、湘川、湘桂公路，目標是大西南。

“行路難”的味道還是親歷者說得真切。漢陽兵工廠搬往辰溪，“全靠水運，歷時數月，日夜兼程。員工攜妻帶子，或缺吃少穿，饑寒交迫；或觸礁覆舟，葬身險灘；或遇土匪，人財遭劫。一路磨難，一路風險，苦不堪言。路經沅陵時，船隊被土匪圍困整整兩晝夜。后經多方周旋，才予放行。”

而最可憐的是那些草根，他們拖兒帶女，頭發蓬亂，饑腸轆轆，跋涉在羊腸小道上。如果哪個地方沒有生命危險，又能得到一些維持生命的食物，他們就可能暫時安頓下來。就是有一技之長的人們，也是隨遇而安。烏宿，是沅水支流酉水旁的一個村莊，建在埋葬遇難排工的灘頭上，因為這里有一所新式小學，本來目標是重慶的武漢一個中學的幾位名師就在這里落腳。他們的到來，是當代“烏宿教授村”的一個重要節點。

臨時大學、中學顛沛流離

不過，錢鐘書任教的“國師”不是內遷大學，而是抗戰期間在安化（今漣源）藍田小鎮創辦的一所高等師范，目的是收留內遷的失學學子。

選址藍田，“既偏僻又交通便利”是原因之一。“偏僻”是因其遠離京廣線，受日寇干擾少，相對安寧；“交通便利”則是有鐵路、公路和漣水水運。文化環境是原因之二，長沙遷到這里的中學前后共達26所，包括國務院原總理朱?基當年就學的省立一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人的支持。辛亥志士李燮和之子李卓然表示，可以將其莊園李園租借出來作校舍，“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約”。

其實，當時比“國師”影響更大的是塘田講學院。學院系國共合辦，由共產黨人唱主角，人稱“南方抗大”。辦學的目的，既是消除流亡在湘學生無書可讀、無業可就之憂，也是為抗戰培訓基層干部。因此，共產黨員呂振羽向湖南省委提出在武岡塘田寺（今屬邵陽縣）創辦講學院后，省委和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徐特立大力支持，徐還專門寫信報告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毛澤東和張聞天。1938年9月學院開學，第一期招收學員120余人，1939年2月又招收第二期學員百余人。這些學生中許多人后來成了抗戰骨干。

與“國師”、塘田講學院白手起家不同，那些內遷大學則是“背負責任”，顛沛流離。據統計，戰前國民黨統治區全部108所高等學校，淪陷區的都遷入內地，其中遷入湖南的12所。其實，本來有許多學校在湖南“泊”下了，只因戰事蔓延，也就再遷云貴川。“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這句西南聯大的校歌概括了那一段曲折的內遷經歷。平津失守之前，北大、清華、南開奉命遷于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設法、理、工學院于長沙，文學院于南岳。本來在1937年11月1日開始上課，可上海南京失守，武漢震動，戰火眼看也將燒向長沙，“臨大”又遷往云南，并改名“西南聯大”。

除了大學，遷到湖南的還有許多中學，如江浙中學等。

三個兵工廠從未間斷生產

胡厥文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國民時期上海有名的實業家。“一二八”事變后，他就組織企業內遷。除重慶外，他還在湖南創辦新民機器廠。他在住宅的雨道上用石子嵌了“抗戰必勝”、“建國在政”八個大字。1939年11月，周恩來在重慶胡厥文所辦的合作五金廠了解到該廠正在生產炸彈彈尾和引信，以及擲榴彈等軍用產品時，欣然為工廠題詞：“供給前方的生產，是國防工業第一要義。”

抗戰期間，內遷到湖南的工廠有200多家，其中與戰爭關系直接的是三家兵工廠。

1935年秋，國民政府把兵工署炮兵技術處的工廠設在湖南株洲董家?。1936年3月14日，兵工廠征地5439畝，作為建設廠區。1936年4月，株洲兵工廠成立三個分廠，即：炮廠，制造75毫米野戰炮與100毫米榴彈炮；炮彈廠，制造20毫米與37毫米炮彈；槍彈廠，制造步槍、機關槍子彈。

此外，還有1939年上半年遷入的漢陽兵工廠。1938年6月，漢陽兵工廠機器、動力、槍彈、手榴彈、火藥、機關槍等分廠奉命遷湖南辰溪。這個廠落戶辰溪后，1939年3月間開工出品。

另外一個遷入安化煙溪是原在河南鞏縣兵工廠。

雖然，這些兵工廠因為日軍的轟炸，不斷搬遷，一時沅陵，一時辰溪，一時安化，可都沒有中斷生產，源源不斷向前方供應槍械、彈藥。

軍醫院多得難以統計

作為大后方，湖南在八年抗戰期間另一個特色是醫院多。

據統計，1938年夏，國民政府在抗戰各個主戰場上敗退，從這些前線轉來湖南的傷員約有10余萬人，分布在湘境各地的后方醫院。

湖南到底有多少軍醫院？現在也沒有完整的資料，但一個事實是，傷兵醫院在抗戰前期是長沙、湘潭多，相持階段則是湘西多。

以辰溪為例：中心衛生站設七里臺，十一重傷醫院設板溪口，第一陸軍醫院設立文廟，四十四后方醫院設潭灣，第四后方醫院設馬溪，海軍南京醫院設趙家巷，此外還有冀魯醫院、同德藥房、惠民藥房等。

在芷江，軍政部榮軍第一教養院，駐扎中楊溪一帶；軍政部榮軍第六教養院，駐扎在巖橋四方圓一帶；軍政部第四重傷醫院，駐扎在西正街60號；軍政部第三十二后方醫院，駐扎在北街一帶；軍政部傷兵管理處一十一臨時殘廢院，駐扎在麻纓塘一帶。

在沅陵，曾有“軍政部七十七后方醫院”，從1938年到1946年底，它在這里堅持了8年。

城市大膨脹帶來暫時的“繁榮”

內遷，帶來了湖南市鎮暫時的“繁榮”。域內出現了許多“小南京”、“小上海”，中等城市衡陽、湘潭分別被稱為“小南京”、“小上海”，小城市的津市、安江也被稱為“小上海”，就是一些小鎮，如黔陽（今洪江市）的托口、洞口的高沙也有了“小上海”的美譽。

機關增加、工廠增加、學校增加、軍事單位增加……僅芷江這個小縣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駐扎過的各種軍隊及大小軍事單位多達220個。隨之是人口的膨脹，東南西北人，會聚在湘域。

以辰溪為例，這里地處湘西中樞，為通往川、黔、滇的通衢，公路四通八達，水運暢通無阻，崇山峻嶺，地形險要，加上能源充足，煤質優良，故成為疏散的要地�？谷諔馉幥埃�“辰溪縣城人口約五千余人，至1938年增至近10萬人，由大路口伸延到向家園；由小路口伸延到潭灣、抱木洞；由縣城東下經七里臺伸延到孝坪；西下沿河兩岸伸延到張家溜。臨時搭蓋的簡陋棚舍，?次櫛比，到處熙熙攘攘，車水馬龍。西門柳樹灣一帶河中，帆檣林立，木排縱橫，槳聲、櫓聲、吆喝聲夜以繼日。中南門碼頭，待渡的汽車排成巨龍，載客的小舟來往穿梭……每逢二七場期，四鄉農民云集縣城，買進賣出……場上擠得水泄不通”。由于辰溪人口驟增，旅館、飯店、商店亦應運而生。

湖南敞開胸懷，接納“流入者”，為他（它）們提供立足的土地，搭起暫時躲避風雨的“茅棚”，提供養精蓄銳的食物，同時讓自己繁榮起來。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7081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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