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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任命的副主編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編輯人員使得仍任主編的布哈林不再能決定報紙的方針了。這是斯大林在黨內斗爭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個例證。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7期，作者：鄭異凡，原題為：《蘇聯的“告密文化”》

告密制度是獨裁統治下的產物，無論在社會還是黨內，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際關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線，這樣的社會不會是和諧社會，更不會是社會主義社會。

告密合法化為“報告”

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

告密有兩種。一種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潛伏黨內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個名叫羅曼馬林諾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運·動，曾任工人委員會委員、五金工會理事會書記，1910年被招募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爾什維克布拉格代表會議上當選中央委員，后又被選為國家杜馬代表。他的告密活動給布爾什維克黨造成嚴重損失。布哈林曾經覺察到馬林諾夫斯基的奸細行為，但列寧不相信，反而指責布哈林輕信流言蜚語，政治上不堅定。十月革命后馬林諾夫斯基回到俄國，奸細身份敗露，被判處槍決。這是向敵人告密的典型例子，這種人賣身投靠，已經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投敵叛變。

另一種告密是十月革命勝利后出現的新現象，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機關介入黨內斗爭，當權者用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方式解決黨內意見分歧時，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出于愛國愛黨，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

上世紀20年代，黨內斗爭逐漸激化。列寧生前，黨內出現分歧還可以通過爭論這種正常的方式解決。列寧患病和退出政壇之后，黨內斗爭開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寧支持的托洛茨基，與“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間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分歧。

1923年秋，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引發銷售危機，國內出現工潮。黨內對解決經濟問題以至黨內民主問題等發生不同意見。

1923年9月俄共召開中央全會，內務人民委員兼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在會上做報告。他提請全會參加者注意，黨內生活的停滯、黨內存在非法派別集團、任命制取代選舉制等已成為一種危險，瓦解黨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這些事實證明黨內狀況不良。為監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格伯烏早就安排其黨員以及了解情況的非黨人士充當線人，監視并密報他們的活動。鑒于工潮和黨內存在派別活動，他建議責成所有共產黨員向格伯烏報告黨內的非法派別集團。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它很快獲得了非常權力，即逮捕和不經法庭審判直接處死的生殺大權。這種情況一直延至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初期。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正常經濟活動的恢復，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列寧決定改組契卡，削減其權力。1922年初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格伯烏)，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任務是鎮壓公開的反革命暴亂，從事反間諜工作，保衛鐵路和水路交通線，保衛國家邊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權，但已無處決權，案件必須移交法院審理判刑。這是把蘇維埃國家納入法制軌道的一項重要措施。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708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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