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第一關
“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
山海關，故稱榆關，據說是秦時蒙括北防匈奴，“植榆為塞”，所以邊塞多榆木，榆關之名便得于此。明代曹代蕭有詩曰：
榆關十月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陣雪花飄玉屑，西風猶趁馬蹄忙。
描述了山海關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關并不完全就是后來的山海關。古榆關在今撫寧附近，四周土地空曠，無險可據，明初徐達北伐殘元勢力，率軍來到此處，見其東八十里處“枕山襟海，實遼薊咽喉”，非常險要，便把關城移到那里，成為萬里長城東段的一個重要關口，由于它倚山臨海，所以人們新稱它為山海關。
山海關確實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話說：“山海關外控遼陽，內護畿輔，防扼海泊倭番，驗放高麗，女真進貢諸夷，蓋東北重鎮。譬人之身，京師則腹心也，薊鎮責有背也，遼陽則臂指也，山海關則節竅?卻是最緊要者也�！币虼耍鞒y治者對其防務十分重視，關城東北，墩臺守望，鱗次櫛比;柳柵沙溝，縱橫路旁。特別是關城修得十分堅固，呈*****形，周圍八里多，墻高數丈。且四門之上皆有城樓，透過箭窗，北望長城，蜿蜒曲折，十分雄偉;東觀大海，可見巨浪“搖落千層花噴雪，怒號萬里勢奔雷”，極為壯觀。明朝后期，努爾哈赤起兵反明，遼東吃緊，幾次大軍出征皆由此通過，“兵役繁興，商賈輻湊，五方雜處”，仿佛成了一個都會。對于這樣一個重要沖塞得地理意義，清統治者是不會不清楚的。
早在天聰年間，皇太極降朝鮮，撫蒙古，免除了后顧之憂，又打下了大凌河，準備進一步圍困松錦。特別是天聰三年皇太極親率大軍破邊墻進圍北京，大舉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這時，便有許多議官建議攻打山海關，取得進一步向關內攻打的通道。天聰六年張弘謨就曾建議“直抵關門，再遣精騎由口外趁虛闖入，內外夾攻山海關，則關外各城可傳檄定，東西道通”。寧萬我更請“急圖山�！�，認為“寧錦八成，攻取為難;山海一區，圖謀較易”，取得山海，可內外夾攻錦州等關外城池，又可進窺畿輔、北京，實在是一舉兩得之策。更有馬光遠告誡：“……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損聲勢，暗失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決策人皇太極卻偏偏不采納這些建議。有人精辟地分析說，這一是因為皇太極當時迫切希望議和，影響了他對進取策略的認真思考;二是因為諸王貝勒劫掠財物的故習不改，并不重視攻城戰守;三是皇太極對漢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漢官倡議攻取山海關，是否別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極心理上的提防和疑慮;四是因為攻堅不易，代價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條，是皇太極害怕在滿族發展不夠充分之時入據山海，會即刻被漢族同化。
實際上，皇太極未敢在天聰年間攻取山海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軍十分重視山海關這個京師的門戶，因此在關前關上層層設防，并不易攻取。明朝統帥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之所以反對王在晉、高第等人放棄遼西、退守山海的意見，就是要在山海關外層層布防??大凌河、小凌河，寧遠、錦州、松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后所、前屯衛，即所謂“守關當于關外守之”，使皇太極攻取山海關等于攻取十數個堅城，所耗代價并非可與僅攻占一個山海關城可比。因此，天聰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幾次入關，都繞道西行，或從蒙古科爾沁草原進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趨宣大，或由延慶入居庸關，或由墻子嶺毀邊墻而入，全不考慮山海關。而天聰三年袁崇煥回援京師，正是自山海關調集各部扼守，自己搶居薊州;崇德元年阿濟格出邊攻明，皇太極又另派多爾袞、多鐸等人率勁旅往山海關進發，牽制彼處的明軍，說明山海關的防守力量還是比較強的。正如后來皇太極所認為的那樣，“大軍屢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結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軍連克錦州、松山、杏山、塔山，開始打開通往山海關的通路。于是，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李國翰、佟圖賴、祖澤潤、祖可法、張存仁等一起請求皇太極“直取北京，控斷山�！�，以成大業，而皇太極則堅持認為“北京如大樹，不先削其兩旁，何能傾仆。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關?”他這種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實力，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而決不急躁冒進的戰略思想使及其難得的，從實踐上看，也是非常正確的。
到順治元年三月中旬，由于吳三桂奉詔盡撤遼民入關，關外寧遠諸城便為清軍不戰而得，清軍且乘勝追至山海關下，“屯扎懊惱嶺下，不攻關，亦不去”，等待多爾袞的命令。按照皇太極生前的想法，這時攻打山海關可謂時機成熟，但他無法料及的是，形勢有了突然變化，農民軍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關也已為農民軍所有。那么，多爾袞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這個軍事重鎮，然后進逼畿輔，抑或仍舊走老路，繞道而西，“毀邊墻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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