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畢生教學季羨林被奉為中國大陸的“國學巨匠”、“學界泰斗”、“國寶”。前任總理溫家寶曾五次探訪季羨林。這樣稱頌季羨林先生：“您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生筆耕不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寫的作品，如行云流水，敘事實在，傳承精力，十分耐讀。”“您寫的幾本書，不僅是個人畢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常識分子過程的反應。……您在最艱苦的時候，包含在‘牛棚’挨整的時候，也不丟掉自己的信奉。”“您終生崎嶇，敢說真話，直言不諱，這是值得人們學習的。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謎底：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切實心驚肉跳。一個是依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后一個主意終極占了優勢，始終到現在。

　　我為什么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外認為，我走過的這一條途徑，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利益罷了。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一般人來說，幾乎像天書，仿佛無補于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進步國度，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討，而且獲得了光輝的成就。這一套冷清的東西與先進的迷信技巧之間，真好像有某種接洽。其中新聞回味無窮。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良文明，弘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切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詳細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本來是相稱落伍的�？墒墙鼛啄陙�，忽然呈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程度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無比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聯是十分友愛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估過期了。我覺得，這里面既包括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揮”。怎么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于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仍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涯是比擬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取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海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致，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于找到了機遇，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于號召我，我還要保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成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難題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系。

　　我想有必要在這里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軌制。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并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恒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泛的“畢業”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面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情勢上簡略而實則極嚴厲的過程，一切決定于教授。在德國大學里，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測驗。只要高中畢業，就能夠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合適，于是才安寧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后加入他的研究班。最后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盡力，征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劃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窮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議于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看法，就不用寫文章。見解不管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異常主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能力“日日新”，才能有提高。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糟蹋紙張、揮霍讀者的精神以外，還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標進程，基礎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雜梵語的標題，用了三年的時間，收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查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概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而后收拾材料，使之條理化、體系化，寫出提綱，最后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里揣摩：怎么才干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感到，那幾千張卡片，固然繕寫時似乎蜜蜂采蜜，極為辛勞;然而卻是干巴巴的，沒有什么文采，或者無奈表現文采。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端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兩全其美的絕妙主張。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光，寫成一篇相稱長的“導言”。我自我感到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認為教授必定會大為觀賞，說不定還會夸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好的夢。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境，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傳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畫上了一個后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里面全是樸實無華的廢話，一點新貨色也沒有!別人要攻打你，到處都是裸露點，一點防備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由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終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件是，論文實現當前，筆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須要從頭到尾當真核對，豈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跟雜志。要曉得，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藏書樓，借過大批的書籍和報刊，消耗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覺得非常煩膩�，F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誨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援用的大量出處從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產生任何一點過錯。

　　后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方法來逐一細心核對。一個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定分工。他們是以群體的力氣，來保障不出錯誤。這個方法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慧的”措施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馳名中外的。有的極為龐雜的書竟能一個毛病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里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長短常非常不輕易的。德國人為什么能做到呢?他們并非都是超人的蠢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竅門就在于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咱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里有多少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艷稱。背誦的本事更令人吃驚。從前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然而記憶力會時不斷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述，若加以過細核對，也往往有引書犯錯的情形。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費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查，于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義務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示。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有書籍文章可能印出，哪管它什么讀者!名利得手，所有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便發明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功臣，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疏嗎?我盼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其惡劣的風格。

　　我上了9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本人以為播種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興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辯論。我當初年屆耄耋，假如年青的學人不棄老拙，問我有什么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1991年5月5月寫于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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