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聯手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的自我評價是“我把天捅了個窟窿”。這一事件成為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張學良個人命運的轉折點，自從他以請罪的姿態送蔣介石回南京之后，他就失去了自由，被長期軟禁，輾轉遷徙，無法再上戰場。
張學良與蔣介石
本文摘自：光明網，作者：黃發有，原題為：《張學良：書房里的囚徒》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聯手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的自我評價是“我把天捅了個窟窿”。這一事件成為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張學良個人命運的轉折點，自從他以請罪的姿態送蔣介石回南京之后，他就失去了自由，被長期軟禁，輾轉遷徙，無法再上戰場。1946年11月2日，張學良和趙一荻離開重慶的松林坡公館，早上六點一刻從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十二點十五分抵達臺北松山機場，11月3日下午一點到達新竹的井上溫泉（現已更名為清泉溫泉）。1949年2月2日，張學良夫婦乘坐飛機離開新竹，被轉移到高雄壽山要塞的兵營中，由重兵看管。1950年1月27日，張學良夫婦離開壽山要塞，先乘坐火車，再換乘汽車，遷回井上溫泉。直到1957年10月24日，張學良夫婦終于離開井上溫泉，再次遷居到高雄的西子灣。也就是說，張氏夫婦在井上溫泉被幽禁了十年有余。
在井上溫泉時期，張氏夫婦住在一棟木結構的日式建筑中，在日據時期是一處青年訓練所，門前有一條小溪，山泉清澈見底，平時可?水走到對岸，如果遇上大雨天氣，山洪暴發，出入時就只能從吊橋上行走。從貴州到重慶再到臺灣，張學良一直由擁有少將軍銜的劉乙光負責看管，此人外表斯文卻為人嚴苛，有“希特勒”的外號。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期間，劉乙光命令警衛嚴防死守，據說他當時接到上峰密令，如果張學良受到沖擊或被趁機劫走，就會殺人滅口。在1947年3月5日的日記中，張學良寫道：“連日沉悶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1947年10月30日，張治中攜帶妻子兒女訪問井上溫泉，久別重逢的他們談了約有四個小時，張學良托張治中向蔣介石轉達兩項要求：首先是恢復自由；其次是讓劉乙光及其家人搬離他的房子，由他自己料理生活。張治中向蔣介石如實轉達了張學良的意思，但蔣介石不僅沒有批準，還下手諭給臺灣省警備司令彭孟緝，以后非經他親自批準，任何人都不能面見張學良。宋美齡在得到張治中的報告后，認為“恢復自由”不太可能，但承諾在改善張學良的生活條件方面，“我一定想辦法做到”。
由于“上峰”有命令：“不準收聽中共的廣播，不許同警衛人員接近。”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寡言，讀書，默思。”讀書成了張學良在井上溫泉期間的一大樂事。正如他在日記中的記載：“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靜看書，快哉！”1948年5月，劉乙光從臺北回到井上溫泉，還帶來一位“陪讀”的專家周念行，他有少將軍銜，還是一位明史專家，這是宋美齡親自挑選并派來的。張學良與王陽明和明史結緣，開始于1939年11月被遷至貴州修文縣陽明洞。正德三年（1508）年，王陽明被貶謫為龍場驛（今修文縣城）丞，曾居于此洞。王陽明三十七歲貶居龍場驛，張學良三十七歲被拘禁。與自己相似的經歷，催生了張學良對學識淵博的王陽明的濃厚興趣，進而鉆研起了明史。1946年4月19日，張學良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匯報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及讀書情形”：“十年以來，良涉獵書籍門類甚廣，自從病后，專以明史為目標，一切文藝掌故，皆為（以）明代為著眼。”由于井上溫泉無電力照明，長期在油燈下讀書的張學良，視力受到嚴重損害。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召見張學良時，還向他推薦《大學》和《陽明傳習錄》。1959年3月，因眼病到臺北就醫的張學良回到高雄西子灣，休養期間無法看書，只好“胡亂謅詩”以自慰:“愿起高樓鑄曉鐘，力不逮兮眼朦朧。淚墜濤中空自去，如何流得到遼東。”
張學良字漢卿，號毅庵。他捐給東海大學的藏書都鈐有藏書印，最為常見的是一款陽刻的“毅庵藏書”的方印，字體為篆體。還有一款豎刻、陽文的長方形印鑒，僅有篆體的“毅庵”兩字，但這款印章并不常用。他還有一款英文印章，印文為“PeterH.L.Chang”，這款英文印章用藍色印泥鈐蓋，而且多見于英文圖書，在基督教題材的圖書中尤為常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擁有一枚“井上溫泉”的藏書章，印章雕刻得很精美：森林郁郁蔥蔥，青山高聳入云，小溪蜿蜒而過，獨立的日式平房背山面水，長長的吊橋猶如弧形的彩虹橫跨兩岸，印章的下方刻有篆體的“井上溫泉”，旁邊還有一個細小的泉眼在冒著蒸汽。耐人尋思的是，張學良很少使用這枚印章，我翻閱了張學良捐給臺灣東海大學的幾百本藏書，只看到三本書蓋有這枚印章，其中鈐印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歸有光著《震川先生全集（二）》上的最為清晰，而且張學良總會在印章圖案上簽署“毅庵”，并注明日期。印章雖美，但井上溫泉的日子不堪回首。這或許也是張學良不喜歡使用這枚印章的心理背景。張學良和趙一荻在井上溫泉的活動范圍受到嚴格控制，住處附近專門設有憲兵崗亭,周記，張氏夫婦離開院子必須得到批準，即使短暫外出也有憲兵貼身“保護”。張學良讀書是被逼無奈，這種痛苦心境從其1939年9月27日的日記中可以得到印證：“人家在那里打仗，咱‘國難家仇’的人，靜坐塘邊來釣魚，‘戎馬半生’已竟二十年了！年近四十，再干一干‘蠹書蟲兒’。”1947年10月，受保密局局長鄭介民的委派,張嚴佛到臺灣替代休假的劉乙光看管張學良。因張學良與在“西北總部”任職期間的張嚴佛關系不錯,算得上是張學良的老部下,因此張學良將滿腔幽怨都向他傾訴，并贈詩一首：“山居幽處境,舊雨引心寒;輾轉眠不得,枕上淚難干。”
僅僅從自然環境來講，井上溫泉的清音幽韻猶如世外桃源，但是當它成為幽禁之地時，其美麗成為一種嘲諷，有時還加重了內心的折磨。張學良在井上溫泉留下了一些養雞養鴨和逗貓逗狗的照片，在一張照片中，他拿著一根雞毛，彎著腰逗小貓玩，從一個血戰疆場的少帥變成一個被幽禁的雞鴨司令，歷史和他開的玩笑充滿了荒誕的悲劇意味。在1948年元旦，張學良寫的一首新體詩頗能反映出他悲喜交集的復雜心緒：
大眾那塊冰天雪地/我這里風暖花開/大眾那塊饑寒交迫/我這里豐衣足食/大眾那塊炮火連天/我這里悠然高臥/兩相對照心情交織/我也不知是悲是喜/來一首可以臭倒墻的詩/權當作我的新年試筆
平日大部分時間呆在書房里的張學良，他用勤奮的閱讀和寫作，讓自己暫時忘卻身為囚徒的困境。尤其是蔣介石在1956年11月17日召見劉乙光，命令張學良重新追憶和檢討西安事變的經過。張學良為此花了五個月左右的時，寫下了《西安事變反省錄》和《雜憶隨感漫錄》，這樣的寫作真的是戴著鐐銬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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