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國小說】，古代短篇小說分文人小說和市人小說兩大類，體現在藝術語言上則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

　　兩類小說除了在小說文體和美學規律必然互相溝通的趨同性之外，從內容到形式也有較明顯的區別。主要表現為：第一，文言小說的創作主體一般都是高層文人，以唐人傳奇的作者言，幾乎全是當時第一流的知識分子，科舉成名，有的還當顯宦，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執；白居易白行簡兄弟、沈亞之、蔣防、李復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這些菁英人物各具賅博的文化素養，是當時精神領域的尖端；宋明以來的劉斧、洪邁、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話小說作者，不是出身下層，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書會先生這類中下層知識分子；馮夢龍、李漁這樣的飽學之士不多。創作主體的性狀必然要影響從意象到形象的風格區別。其次，創作動機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說的作者不論由于現實人生的感興，或意在評價人生，或意在發抒情懷，創作都不是為了賣文維生，只是自我娛悅或娛悅周圍同好。白話小說的作者（演述者）卻是將作品作為在游藝場中謀生的手段，或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單憑一己的感興，有獨立揮灑的自主性；以小說為謀生手段的就必須考慮“買方”，關注于群眾是否接受，還要顧及社會輿論的評價，以至受限于公眾傳媒式的言論自由度。后一點值得注意，古代沒有報刊之類的傳播工具，說話藝人演講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間傳聞，帶有現代報刊社會新聞報道的作用。只要看現存北宋傳來的話本大都敘述東京（今開封）一帶故事；南宋大都敘述行都臨安（今杭州）一帶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藝人集中之區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時近地的見聞為材料的性質，因而有輿論責任的負荷，和文人的關門著述不同。復次，主體的社會地位、創作目的和欣賞對象的不同，必然導致思想觀點、感情態度和藝術趣味的不同。文人小說持上層文人圈的價值觀、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說作者的意緒、情緒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層文人，又必須代表市民群眾的意識、愿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為市民寫心而博得聽眾（讀者）的賞愛；這之間顯然要承受市民的進步的或庸俗落后的意識和趣味的影響，使兩者的傾向和美學品位異趣。又，上下層人士的生活接觸面不同，所擇取表現的題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異。再次，主體的素養、創作目的等的歧異，導致兩者的表現方法直至驅使語言（不僅指文言和白話）的不同，文人通曉文體章法，有所秉承；豐厚的學養使之熟諳文史典故，運用自如；詩詞韻語更得心應手，無所窒礙；市人小說則多用俗諺俚語，以淺俗之言適應聽眾；敘述的情節必須更為繁富，細節描寫力求生動以吸引聽眾。比如，臨場演述時為了等齊后到的聽眾，正文之前必須先加一個小故事作“入話”，以至市人小說形成一種特定的格式，后來成了案頭文學時也承襲不變。唐代傳奇作家人人能詩，不以為奇，除了情節必要，極少夾入無謂的詩賦韻語（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說大量使用詩詞韻語，是文言小說的劣化）；而市民小說作家則因沒有作詩歌的素養，為了炫示風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詩詞或自謅幾句以文飾，往往不是情節發展所必需，反而成為破壞情節連貫流走的障礙。至于文言小說簡潔典雅、市人小說通俗親切，就更無庸解釋了。

　　文人小說自七世紀的初唐出現；至中唐而極盛，作品都密接現實，宣泄時代心聲；九世紀后葉起逐漸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復振，雖然余脈不絕如縷，但和全盛時期唐人傳奇相比，大抵僅存形骸，神氣蕭?。直到清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出，才結合市人小說情趣，為文人小說作了一個光輝的總結。市人小說從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說而繁榮，實因為小說是群眾的藝術，而群眾對深奧的文言小說畢竟有語言障礙，對文人的思想感情也較隔膜，文人小說即使不自行衰頹，也難與廣大市民更貼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說爭席。但市人小說經過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漸次衰落了，這因為，大量頭腦冬烘的文人（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占絕大多數）插手，將小說作為宣揚禮教的工具，這些充塞迂腐的教條的作品當然缺乏藝術，甚至沒有可讀性。更因為，中國陳腐的封建社會及其文化已經到了末世，已經缺乏新的美學生機，缺乏藝術創新的原動力。白話小說的長篇作品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問世后，立即進入了退潮期；短篇則比長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際的李漁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

　　總結：此后雖仍有文言和白話的短篇小說行世，但在文學價值上已可存而不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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