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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覺得黨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總的認識和表現，到底執不執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賓到成都后決定。王大賓聽他們匯報后，認為他們的意見有道理，決定暫不執行揪彭指示。

彭德懷 資料圖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4年07期，作者：閻長貴、王大賓，原題：從四川“揪回”彭德懷的真實情況

閻長貴，求是雜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書。

王大賓，“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北京地質學院學生。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長一些時間），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有關彭德懷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發表不少，對這個問題也多有談及，但仿佛還沒完全說清楚，而且錯訛不少——我們作為這個事件的主要當事人，盡量把它說得清楚些，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戚本禹通過閻長貴布置“揪彭任務”

眾所周知，1959年廬山會議，毛主席錯誤地批判彭德懷并撤了他國防部部長職務，到1965年又親自點將，讓彭參與三線建設的領導工作，并于9月23日約彭德懷懇談，“彭德懷談到在廬山會議上自己提到的三條保證（筆者按：一、不會自殺；二、不會當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種田，自食其力）時，毛澤東說，后面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彭德懷去西南地區，這是黨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經過這樣開誠布公的暢談，彭德懷就到西南三線去了。然而時間沒過3個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陳伯達等人說，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很好”，點了吳晗的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參見《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盡管“文革”的主要目標并非對著彭德懷，但這幾句話對彭來說肯定是不祥之兆。

時間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閻長貴到他辦公室，急匆匆地對他說：“現在‘海瑞’（指彭德懷）還在四川三線任副總指揮，表現不好，要把他揪回來，你去找朱成昭談談這件事。”閻長貴沒多想什么，就當時的社會氛圍，以及他本人的覺悟和認識，他也不會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務，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談話的當天下午，閻長貴到阜內大街地質部機關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聯絡站）。見面后，閻長貴跟他說了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這項任務，但他說：“我去不了，王大賓外出串聯在武漢，他做事細心，可以派他帶幾個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務。”這樣談定后，閻長貴回到釣魚臺，向戚本禹“復命”。（朱成昭，北京地質學院水文系四年級學生，“地質東方紅”一把手，首都紅衛兵“三司”負責人；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五年級學生，“東方紅”公社二把手）

這里順便說一下，紀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中說：“12月（筆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電話對在成都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負責人王大斌（賓）說：你們紅衛兵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出來呀？讓他在山里養神，天天還打太極拳，將來回來好反對我們，把我們打入十八層地獄！”（見該書上卷，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這不是事實，問及有關人，沒有這回事。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113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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