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世說新語》之文本，結合史書的有關內容和史家的有關評價，分析東晉王朝開國元勛王導的功過，說明“渡江初，王導為了穩定政局，拉攏人心，以寬縱政策對待江東望族，實出無奈，但在有了立足之地后，不借恩威并施剛柔相濟之法治國，不用雷霆手段行菩薩心腸和諧天下民生，而一味旋讓江東既得利益者，并以此作為定江東之策，開一代縱弛之風，失北方僑民追隨之望，此實乃亡國之道也。”

　　自瑯琊王司馬睿公元307年移鎮建康，晉鼎傾覆，時事艱辛。由于王導輔佑王室，苦心經營，對江東望族采用了寬縱政策，竭盡委曲求全之能事，從而使北方大族存身于南人之中、東晉王朝立足于江東之土。為此，陳寅恪先生評曰：“江東之所以立國歷五朝之久，內安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僅就斯點立論，導自可稱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孫亦得與東晉王朝一百年之世局同其興廢，豈偶然哉！”（《全明館從稿初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事實也確實如此，渡江之后，王導身為丞相主事，興辦學校，以禮治邦，健全典章，設立史官，進退自得。或躬造賀循、顧榮之門，“以令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見《晉書》）；或習說吳蠻方言，（《世說·排調》）與臨海任氏曲意周旋（見《世說·政事》）；決公案撥使直諫，（見《世說·方正》）理私事虛懷若谷；新亭宴慷慨陳詞，（見《世說·言語》）金谷筵惻隱致醉；（見《世說·汰侈》）雖有長柄短轅、三緘殺人之譏，（見《世說·術解·尤悔》）仍不愧管仲蕭何之謂。陳先生之評實不為過譽之詞。

　　但王導對南方望族的寬縱政策，有無弊處并是否給東晉王朝的延存招致重大威脅呢？ 歷史

　　《世說·政事》篇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后人當視此憒憒。”（劉注引《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陳寅恪先生評曰：“‘后人當視此憒憒’，實有深意。”

　　“憒”者，昏亂、糊涂之謂也。從“嘆”的語氣來看，王導也是自認“憒憒”的，但又辯解：后人應該理解他所以“憒”的原因，似乎他不須糾正，還要如此“憒”下去。為什么呢？

　　從公元307年二月瑯琊王司馬睿渡江至公元317年建立東晉王朝，這是王導輔助司馬睿在江東打下基礎的重要的十年。渡江初，江東的世家大族顧榮、賀循對這些外來的“傖夫”態度很冷淡，連這時的司馬睿也很自卑。《世說·言語》篇記載：“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顧榮）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世說·方正》篇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王丞相剛到江左，想結交吳中人士，得到援助。請求和太尉陸玩結為姻親。陸玩回答說：小山阜上長不出松柏，熏草和蕕草氣味不同，不能放在一起。我雖不中用，但是在道義上不敢帶頭做這種攪亂倫理的事情。由此可見，渡江初的瑯琊王和王家世族的地位在江東是很難堪的。于是“導勸帝收攏江南之望”。（〈晉書·王導傳〉）而這時的江南一帶剛經過三次變亂（即周?的三定江南），江東世族也感到如要維持住本階級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個和自己利害關系基本一致，并且能真正代表門閥專政的政權。因此，顧榮、賀循一經王導游說就應命而至。史稱：“由是吳會風靡……浙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晉書·王導傳〉）。 歷史

　　但渡江的北方世族帶著自己的宗族、鄉里、賓客、部曲到江左安身立命，必然會與江左豪族發生各種（歸結起來主要還是經濟上的）矛盾。土地占有問題就是其一。因此，被喧賓奪去主位的南方大族是頗有怨聲的。宜興周氏父子的兵變就是一例。所以北方世族為了鞏固他們的地位，也不得不做出讓步。以至盡量不損害南人的利益。例如，讓北方世家到浙江一帶開發東土，以避免在太湖流域和南人爭利。而在政治上，則對南方豪族采取了寬縱的政策，王導就是這種政策的決策者。

　　《世說·規箴》篇中有這么一段記載：“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漏網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顧和是南方大族，其曾祖顧容是孫吳時的荊州刺史，其祖顧相是西晉臨海太守。丞相通過從事了解部下的政事得失，應該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但顧和卻敢于抗命，可見，其一，南方望族勢力之大；其二，顧和作為從事對北人的不合作態度；其三，作為中央集權首腦的丞相王導不是不想肅政治國，只是一遇到南方望族的公開反對，只得“咨嗟稱佳”了。以至于后來他手下的主簿想清查帳下的屬吏，王導也勸他說：用不著去多管別人公案上的事情。（見《世說·雅量》）《世說·政事》篇記載的另一件事，也頗能看出南方望族對中央王朝的不恭敬態度：“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后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后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后覺其不可耳。’”

　　這種公開的陽奉陰違，在封建社會是不多見的，但王導則采取了視而不見、姑息養奸的態度以對之，于是，“用法不及權貴”、“不得罪于巨室”，便成為東晉王朝的一個主要施政之策，甚至對違反禁令的讀書人，也不加以懲罰，而令吏送其歸家。對犯了錯誤依法應受棒打懲罰的吏民，也只是用棍子輕輕拂過，裝裝樣子而已。（見《世說·政事》）。南方望族在以北方世家為主的中央集權者眼里成了不敢得罪的特殊階層。

　　這種由王導定下的對南方望族的寬縱政策，作為既定方針，影響了整個東晉王朝。簡文帝為相時，處理公事，動輒經年，才得通過。（見《世說·政事》）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寬縱的態度。桓溫的三次北伐，固然有取晉帝而代之的野心，但恐怕對東晉王朝偏安江左，寄人籬下現狀的不滿也是有關的。郗鑒對王導末年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多有不妥，曾苦言相勸，但王導置若罔聞。（見《世說·規箴》）溫嶠也曾批評王導說：“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見《晉書》，轉引之王夫之《讀通鑒論》），王夫之也批評了東晉的這種懷柔政策，他說：“晉之敗，敗于上下縱弛。”（《 讀通鑒論》）由于不敢得罪南方巨室，就使得中央集權的國家成為有限的權力機構，這個機構只能在不侵犯南方望族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行使權力。這樣的話，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而把橫征暴斂的壓力主要地加在北方來的流民身上，就成了別無選擇的策略了。這主要表現在東晉王朝的“土斷制”政策上。

　　永嘉（公元311年）以后，中原地區百姓大量南徙，東晉王朝為了穩定統治，安定民心，在江南設立了僑州郡，并給僑州郡的百姓以優復（即減免徭役）的益處，這一方面可使北方流民免于破產，另一方面可吸引中原百姓倒向江南以收買民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權的逐步穩定，為了進一步盤剝北方僑民，擴充兵源（南方望族是不會讓他們統治下的農民去當兵的），對北方僑民實行“土斷制”，取消“優復制”，北方僑民成了東晉王朝最容易獵取的對象了。

　　東晉時范寧曾說：“荒郡（即僑州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余，近者數百。”（《晉書范汪傳子寧附傳》）《南齊書·州郡志》也記載：“凡諸流寓，本無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處。”這些北來流民，居處既然這樣分散，對政府來說，不但查實戶口有困難，就是在取消優復之后，呼召役調也無法進行。把僑寓的王公以下都以土著為斷，把戶口編入所在郡縣的戶籍，這就是所謂的“土斷制”。實行“土斷制”后，對北來的流民，就用鄉里的組織形式，把他們編制起來，固著于土地之上，作為政府穩定的盤剝對象，這就是土斷的目的。 歷史

　　據《陳書·高祖記》記載，第一次土斷應在咸和中。（公元326—334）此時正是王導輔政成帝之時，王導作為這一系列的政策出臺的始作俑者，應該不是問題。對北方僑民傷害最大的是第三次土斷，歲在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史稱“庚戌制”。此時王導已經去世25年了，主持這次土斷的是桓溫，由于取消了對僑州郡的優復制后，政府對北方僑民的剝削加緊加重，尤其是沉重的兵役，成為以后北方僑民破產的主要原因。因此，北方僑民往往在土斷之際，或隱匿不報戶口，或去請求南方望族，取得他們的保護，以逃避比起南方望族的剝削來遠為沉重的政府調役。這時的北方僑民生活貧困，缺乏勞動力，不能進行簡單的再生產，除了由債務人淪為奴客之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特別是開發浙東的北方僑民，受到的兵役和調役最重。公元399年，東晉政府下令“開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充兵役”。（《晉書》）一時激起了浙東農民的騷動，孫恩乘勢由海上登陸，振臂一呼，應者云集，戍卒叫舉，揭竿而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浙東農民起義爆發了，從此，東晉王朝一蹶而不振，很快就被劉宋王朝取而代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