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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就在《解放》雜志發表文章，稱“日寇偵探機關……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干部”。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2015年7月13日16版，作者：佚名，原題為：《王明扣“漢奸”帽子堵死陳獨秀歸黨之路》

1933年，陳獨秀被國民黨最高法院判處8年有期徒刑。1937年，陳獨秀被提前釋放。

延安提出“回歸”三條件

陳獨秀出獄后，面對國家危亡和國民黨被迫抗戰的嚴峻形勢，思想發生重大轉變，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由反對國共合作轉變為擁護國共合作。陳獨秀兩次主動找到當時在南京籌備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當時，毛澤東和張聞天提出了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的三個條件：1.公開放棄并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但是，陳獨秀在聞知三條件后，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從當時陳獨秀發表的文章看，在抗日問題上他與黨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擁護黨的全部革命理論和路線，甚至回到黨內，沒有可能。因為他思想深處仍堅持歐洲馬克思主義“城市中心論”的觀念，看不起游擊隊和農村抗日根據地，譏笑毛澤東思想是“山上馬克思主義”。不過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還沒有表現出來，而且也不是當時時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

王明誣陷陳獨秀是“漢奸”

陳獨秀是個倔強的脾氣，一時不寫檢討，錯過了回到黨內工作的最佳時間。正在這個關鍵時期，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29日從蘇聯回延安。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就在《解放》雜志發表文章，稱“日寇偵探機關……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干部”。接著，康生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陳獨秀當日寇偵探的所謂“事實”。王明和康生的態度，徹底堵塞了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的道路。

王明到延安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以勢壓人。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主張聯合除漢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王明把漢奸的帽子強加給陳獨秀，反對陳獨秀回到延安工作，一石二鳥，實質是在抵制毛澤東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矛頭直指毛澤東，樹立自己在黨內的權威。

王明他們給陳獨秀戴上“漢奸”的帽子，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抗議。陳獨秀也以為這是中共中央的意見，發表了一些很激烈的話語。從此陳獨秀與黨的關系徹底決裂。

陳獨秀拒絕周恩來勸說

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因為失去共產國際的支持，王明失勢。這成為毛澤東重新談陳獨秀的轉折點。193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將陳獨秀勸往延安，讓其親身感受延安軍民的革命氛圍，從而幫助轉變其革命思想。陳獨秀所在的四川江津屬于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因此，說服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善做思想工作的周恩來身上。從情感上，王明、康生編造的“漢奸事件”嚴重傷害了陳獨秀。雖然兩人已經被調回莫斯科，但不能排除重返延安的可能。陳獨秀沒有選擇延安，令周恩來十分失望。

周恩來并未放棄對陳獨秀的努力，1940年，他又托陳的好友朱蘊山前往江津勸說，請他到延安去養老。但是，陳獨秀說，中共中央里沒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釗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們開會，我怎么辦呢？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他淡然拒絕了延安的最后一次邀請。

1937年出獄后，陳獨秀未再參與任何政治組織。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江津一個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摘編自《北京日報》《陳獨秀與瞿秋白》《陳獨秀的最后十年》）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93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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