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時候，母親在我的記憶里是高大偉岸的。她長得高且是個大腳女人，是個典型膠東農家婦女。為支撐一個八口之家，山里地里，風里雨里，家里家外，年復一年地忙忙碌碌，奔波操勞，臉上時常掛著艱辛與剛毅、焦慮與期盼、痛苦與溫馨。然而，讓我刻骨銘心的是，母親那次流下的辛酸而沉重的眼淚，讓我永世不忘，至今記憶猶新。
聽姥姥講，母親先是嫁給一個書香門第的子弟，婚后不久，其夫便離家隨軍南下，母親苦苦等了五年，等來的卻是一封休書。無奈，母親只好帶著滿腹的委屈和泯滅的企盼改嫁給了我的父親。
在那個特別貧困的年代，母親用那堅強的臂膀為一家老小扛起了生活的希望。地里的莊稼，家里的油鹽醬醋，都是母親一手操持著。母親很能干，生產隊里，正勞力一天掙十個工分，婦女一般五分或六分，我母親被評為七分；正勞力的男人每年掙三千工分左右，母親能掙一千八百多工分，再養上一頭豬，積一百小推車圈肥，合起來也能在三千工分，一年下來，加上父親五十多元的工資，勉力維持全家的生活。到年底若能略有結余，過年時我們弟兄幾個還能添件粗布新衣或新鞋襪。
我們家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生活再窮再難，作為正勞力的父親必須吃“小灶”。家里有點細糧，父親吃，我們吃粗的；有點葷的，父親吃，我們吃素的。母親對父親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時發生的一件事。那天傍晚放學我第一個回家，先到院子里抱了一些柴草放到灶下，然后去寫作業。我和母親有個心照不宣的約定，只要放學回來寫好作業后，母親放工回來，灶上做飯，我就拉著那個沉重的風匣燒火，成了一個小小的“火頭軍”。我剛把作業寫完，母親便匆匆忙忙放工回來，放下農具，草草地洗了把手，就吩咐我燒火，然后進了里屋。
當母親從里屋出來時，突然朝我吼起來：“你在家干什么事了？”我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愣了一下。母親見我不答，又嚴厲地問：“你父親的粑粑（餅子）讓你偷吃了嗎？！”
我知道里屋的小筐里放的是父親的干糧。母親平日會烙一些餅或者做一些粑粑放起來，熱一熱就是父親的一頓飯了。這份干糧我是不敢動的。
“我沒有偷。”我老實答。“你還犟嘴！”母親揪著我耳朵從灶下把我拉起來，朝我屁股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沒有就是沒有，你賴人。”我不服氣地說。“就你一個人在家，不是你，那讓狼叼去啦？”我低著頭，委屈的淚水在眼圈里打轉轉。母親知道父親的干糧也不多，少了就要吃不飽，嘴里念叨著：“這可怎么辦呀……”便把我撇在一邊，急急忙忙地走了。一會兒母親捧著一小瓢玉米面回來，我知道這是向鄰居家借的。
“快燒火。”母親生硬地命令。我在灶下深深地低著頭，掉下委屈的眼淚，我受傷的心里一直不服。晚飯后，我提著小馬燈，偷偷地進到里屋，四周查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突然發現，在墻旮旯里有老鼠洞，邊上有塊黃燦燦的東西，我仔細一看是半塊粑粑。我喜出望外地拿起來，急急忙忙跑到東屋母親眼前。
“媽媽找到了，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母親不解地問。“粑粑找到了。”我把半塊粑粑捧到母親眼前，母親一怔：“在哪找到的？”“在老鼠洞邊上。”
那一刻，母親像一尊雕塑。
許久，她猛然把我緊緊抱在懷里：“該死的老鼠呀，真該死……冤枉了，冤枉……”母親用那粗糙的大手撫摸著我的頭，“媽錯了，媽冤枉了你。”我抬起頭仰視著母親，
她緊閉雙唇，呆滯的目光停留在半空，混濁的淚水從母親的臉龐上緩緩流了下來，滾燙的淚滴砸在我的臉上。我也哭了。那一刻，我看到了母親眼神里的內疚與不安，聽到了母親心臟跳動的激烈忐忑，感受到母親軀體的瑟瑟顫抖，那一刻，許久許久……
四十多年過去了，母親的那次流淚和我的相擁，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里。那時幼小的我懵懵懂懂，沒有太多太深的理解。長大后，當我為人父后，才明白母子情是千姿百態、異彩紛呈的，用質樸與純真、溫暖與愛慕、力量與傳承、希望與信任釋放著人類情感的精彩。母愛是圣潔而偉大的，是母親獨有的偉大基因，它詮釋和涌動著人世間的大愛、大德、大情，我將永生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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