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2日，是去臺老兵們盼望了近四十年的大日子。

從這天起，臺灣紅十字會開始受理大陸探親登記及信函轉投。預定當天上午9時開始登記，老兵們在凌晨就已經從四面八方涌來，“門口擠不進去，樓梯擠不上去”，當天辦妥手續一千三百多人。

一個月后，第一批老兵終于踏上返鄉路。1949年前后，他們情愿或不情愿地告別大陸的故土、親人，追隨國民黨到臺灣，從少年到白發，從風華到遲暮，如今，他們終于可以回家了。

這一天的到來，原本或許還要晚上許多時候。是一群老兵用歌聲，用標語，用故事，用親情令整個臺灣動容，甚至引發香港、大陸媒體同氣聲援，連蔣經國也被打動。

多年后，臺灣“老兵返鄉運動”的主要操盤者姜思章說，老兵回家雖是歷史潮流所趨、人心所向，但他們已經無法再等。因為，老兵已老，在漫長的等待中，或者客死臺灣，或者是，即便回了家，也無法再見到更為老邁的父母親人……

軍營里泛濫的思念

姜思章自己是被“抓丁”到臺灣的。

1950年5月15日，浙江岱山縣13歲的初一學生姜思章，在回家路上被一群國民黨兵攔下，強行押上了去往臺灣的航船。

與姜思章一道被送去臺灣的，有一萬三千名年齡從13歲到50歲不等的“壯丁”。

船啟航前，不堪忍受生生離別的壯丁們，帶著綁繩就紛紛往海里跳。軍人們則往海里開槍，步槍、沖鋒槍，后來機槍也用上了。

槍聲消停后，無數尸體浮上水面，“像死狗死貓一樣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體旁則是一片片逐漸擴散開來的血水。

而后，極度超載的輪船緩緩起航、碼頭封鎖撤除，大批前來尋找父兄、丈夫、兒子的婦女瞬間涌來，有的拿著香祈禱，有的跪在海灘上拜，“哭喊、哀求、詛咒，聲聲可聞”。

多年以后，姜思章才知道，人群中也有他當時懷有身孕的母親。

這只是1949-1950年間，二百萬人去臺大遷徙中的一幕。有人被抓丁，有人被迫逃亡，也有自愿去臺的，緣由不盡相同，但都經歷與故土、父母親人生生分離、天各一方的人生至痛。

此后，在臺灣的軍營里，姜思章白天滿滿當當的出操、上課、訓練，沒有時間想家；但一到傍晚，就無法抑制思鄉愁涌動，和幾個伙伴一起跑到操場的角落，互相抱頭痛哭，然后繼續在“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聲中，朝思暮盼著回家的那一天。

實際上，當臺灣以“復興基地”的名義，匯聚越來越多人時，這個名義本身卻越來越像一個苦澀的笑話；反攻大陸“五年成功”的承諾，從一開始就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政治支票。

此后是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國共雙方長期隔臺灣海峽對峙，這對數百萬從大陸來臺灣的“外省人”來說，意味著回家大門徹底關閉，甚至通訊都絕無可能。

而思念卻已開始越過海峽，沒有止境地泛濫開來。

一個人的抗爭

姜思章無時無刻不想回家。因為“和大陸那頭通信”，被同事告發“散布被抓經歷”、拒絕在“以軍作家”運動中簽名等所謂“劣行”，成了部隊里的“不穩分子”，被長期監視，通信也因此中斷。不久后，姜思章又因不甘忍受軍營折磨而開小差，被軍法處置，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姜思章的抗爭，在眾多思鄉的去臺老兵中并不算激烈。

在監獄中，他與同室一位任姓廣東籍飛行員成為好友，此人因企圖偷開飛機返回大陸敗露，被判處死刑。等待著隨時來臨的人生終點，這位飛行員反復告誡他“不要白白犧牲，跟國民黨斗先要充實自己。”

某天早晨，鐵門拉開，任姓飛行員被一堆憲兵架了出去。臨走時跟他擺擺手說:“記住我的話，再見！”

這或許是姜思章后來極力推動成立組織、以幫助老兵返鄉的根源之一：在強大的軍政機器面前，每個個體的抗爭都是如此弱小、不堪一擊。

姜思章還聽山東菏澤籍老兵高秉涵親口講了一件事：一位20歲的廈門籍士兵決心橫渡臺灣海峽游回對岸，不幸被潮汐推回了金門。負責審判他的軍法官正是高秉涵。按照軍法，他不得不判這個士兵死刑。

臨刑前，高秉涵說“小弟喝點酒”。士兵卻拒絕了：“我要清清楚楚地回家，我怕我喝了酒，靈魂不認得回家的路。”

1981年，高秉涵的一位學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鄉探親，召集菏澤旅臺鄉親一百多人聚到一起，分發珍貴的禮物：一家一個燒餅，三個耿餅，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一調羹故鄉的泥土。

“泥土何其多，唯獨故鄉貴”，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銀行的保險箱里，另一半則分多次摻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鄉的味道，甜的�？蛇�舍不得咽下去，慢慢地像品茶一樣，叫它多呆在嘴里一段時間……”而耿餅和燒餅，直到放得發考霉了他也沒舍得吃。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rensheng/912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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