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對史前人類基因研究的手段運用于歷史時期呢？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從表面上看，幾萬年前的生物遺骸都能夠研究，更何況數千年以來的文明階段。其實，就科學研究而言并非如此。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

　　種族是什么？民族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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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人類原鄉的想象，常�？M繞在每個人的心頭。從古到今，人們都在追問著同樣的問題，也因此引發了千百年來人類聚散離合、興亡廢替的悲歡往事，乃至今日，世界上還不時冒起民族斗爭的烽煙。“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種族的排他性往往和利益的獨占性結合成為頗具煽動力的旗幟，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時時飄揚。

　　站出來回答上述追問，最早的是歷史學家，他們試圖根據對過去的記錄和對家世的尋根，來證明家族、民族與國家的譜系。然而，人類有文字的歷史其實是很短的，確鑿是現代人類遺跡的歷史，可以清晰述說的也就是數千年以來，而且，其中還包含著不少人為編造的成分。即使是不算太遠的顯赫家族，例如中國歷史盛世的唐朝，其皇族的血統就是歷史的疑團。雖然他們堅稱出自隴西李氏，但是，杰出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卻寧愿相信他們出自趙郡李氏的破落戶，更使得這個問題成為歷史公案。這樣的事例實在太多了。顯然，要用數千年的文字記載再現數萬年乃至更加遙遠的人類歷史，就像是拿著咫尺要丈量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實在是力不從心。

　　在近代，考古學蓬勃發展，從世界各地發掘出大量的化石，把人類起源的歷史從數萬年一直向前推進到數十萬年、數百萬年，更雄心勃勃地要邁向數千萬年。然而，考古學有幾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第一，古猿人和現代人的確切關系；第二，在地質環境重大變化中，人類的發展是直線性的嗎？還是有過興起滅亡的廢替？第三，考古發掘的“物”是不能說話的，所有的考古話語，都是考古學者用其所知道的知識為古“物”立言。數萬年的現代人，和數百萬年的古猿人的歷史相比，又顯得過于短暫。對于僅有數千年文明史的人類，每一萬年的變化不啻滄海桑田，其間演進的每一個足跡，人們只是用想象的理論去推論和填充，就像是拿著銀河來說地球，籠統得叫人茫然失據。

　　那么，是不是我們對于追尋人類起源歷史從此失去信心了呢？不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將此難題先行擱置，甚至避而不談呢？不行。

　　因為這個問題隨時都要冒出來，追著我們要答案，想躲都躲不掉。

　　2009年，發現曹操墓的消息一經公布，馬上掀起空前規模的大論戰，真偽之爭截然兩立。這場爭論的解決，已經超出了歷史和考古的知識范圍，它要求的是基于確鑿證據的準確回答，不容許含糊其辭和隨時可以騰挪轉圜的推論。這對于人文和社會科學都是新的要求，也是極大的挑戰。

　　我們能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呢？我們要不要勇敢地承擔起這個使命呢？哪怕前方有無數的陷阱，也要勇往直前。

　　復旦大學一批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熱心學者，同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攜起手來，嘗試以遺傳基因研究為基礎，組成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團隊，闖出一條學術的新路來，回應社會對于學術研究的要求，推動新學科的崛起。

　　用生命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在國內外已經有了成功的經驗。例如用基因研究幾千年前的稻谷以追尋其發源地，聯合國人類基因組計劃試圖描繪出現代人類在地球的起源和遷徙過程，凡此等等，都取得了令人振奮的突破。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特別是生命科學飛速進步的今天，以前不敢想象的疑難問題，越來越有可能通過生命科學的研究而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復旦大學是中國現代遺傳學奠基之校，從談家楨院士以來數十年不斷的開拓進取，復旦大學遺傳學團隊一直走在學術研究的最前沿。20世紀90年代以來，復旦大學建立了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不但成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而且還是國際人類基因地理計劃中東亞、東南亞地區中心，揭開了東亞人類遺傳基因整體研究的大幕，迄今已歷20年，采集了亞洲各地各個民族數十萬例的基因樣本，推動亞洲人類遷徙分布歷史研究取得重要進展，勾畫出東亞各民族形成的圖譜。

　　把生命科學運用于歷史人類學研究，還得益于復旦大學悠久的人類學研究傳統。早在20世紀20年代，吳定良教授發表了人類學分析的重要工具“相關率顯著性查表”，讓中國學者在國際人類學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為中國的人類學科奠基，他本人也成為了中國第一位人類學院士。20世紀90年代以后，復旦大學的人類學研究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從體質人類學到分子人類學，人類學的研究發生了質的飛躍，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

　　從分子人類學的角度來說，今天快速發展的技術讓我們對于遠古生命基因的研究大踏步向前邁進，基因提取的年代從幾千年前跨越到幾萬年前，使得史前世界的生命歷程得以確切展現。

　　構成生命的遺傳基因中，Y染色體是代代相傳的，其穩定性使得我們可以向前追尋我們的血脈遠祖，直至遠古洪荒時代；而生命繁衍過程中Y染色體鏈條上的異變點，使得我們能夠區分出血脈延續中的支系房族，直至每個生命個體。運用基因Y染色體分析研究的技術，我們成功地推進了史前東亞人類文明形成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確鑿證據，成為今后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礎數據。

　　能不能把對史前人類基因研究的手段運用于歷史時期呢？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從表面上看，幾萬年前的生物遺骸都能夠研究，更何況數千年以來的文明階段。其實，就科學研究而言并非如此。歷史時期的基因研究需要改變既有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檢驗的精確程度，解決實驗技術和數理統計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而且，人類文明時代留下大量歷史記載，既是我們研究過程中的參考性證據，也對我們的研究進行嚴格的檢驗。然而，這一步是必須邁出的，哪怕前面是無人涉足的荊棘之路。很顯然，曹操墓的發現以及后來引起的曹氏后裔基因調查，對于我們而言只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成為我們的航船駛向大洋的出發點。

　　于是，我們義無反顧地出發了，有喝彩，也有質疑。喝彩是激勵，質疑是提醒。我們把條條質疑記錄下來，歸納整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于研究路徑和方法的具體討論，可以讓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的時候把問題考慮得更加周全，集思廣益。另一類則是對于新的分子人類學的不了解。這就提醒我們，不但要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勇于開拓，還要隨時公布我們的進展和動態，更需要做好新學科的介紹。實際上，普及工作的難度并不亞于研究本身，有些在科學研究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原理，要讓毫不相干的他人聽明白，還要介紹得精確而不夸張，有時確實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請。這或許是國內缺少專家撰寫普及著作的原因之一吧。但是，這件事情十分重要。我們目前開展的工作是在開辟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猶如在科學道路上的長征，哲人斯言：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那就讓我們邊走邊談吧，從哪里說起呢：《我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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