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高考所有科目單項考題中分值最高的一道題，在語文考試中，占到總分的40％，在全部高考科目中，占到8％；

　　它是高考考題中唯一沒有標準答案的一道題，是給考生的開放度最高的，也是給閱卷者自由裁量權最大的一道題；

　　在“文以載道”、“文章合為時而著”傳統的影響下，它所考察的內容，在高考所有科目中最具有超越知識本身的豐富內涵和獨特價值；

　　高考作文題，區別于其他高考題目，它從來不只和考生、家長、老師相關。

　　從1977年恢復高考，高分作文就有上《人民日報》的記錄。此后30年，高考作文題年年大熱。作文題曝光，震蕩波從校園往外漫，作家、學者甚至演藝明星，都會紛紛加入發表評析、甚至操刀試寫的隊伍。它能刺激起全社會的興奮，和當時社會的文化取向、價值判斷擦出最亮的火花，屬于社會參與度極高的年度新聞“話題王”。

　　高考作文題的改革探索，無可避免地打上了轉型國的印記，激蕩著爭議和搖擺。它有規律可循，也趨勢明朗，但它的軌跡不是平滑順暢的直線，而是在調整、反復和曲折中往前走。

　　高考作文的命題形式經歷了不同的實驗，已經形成現在相對固定的命題作文、給材料作文與話題作文三分天下的框架。作文評分也演進為采用“基礎等級”和“發展等級”雙重標準，以“發展等級”鼓勵學生充分展示才華，發揮創造性。而高考命題的立意取向，是30年探索的重中之重。

　　梳理30年的高考作文題，如同管窺30年來中國社會發展和變革的一部微縮的“信史”。一個大時代的背影，依稀可見。

　　政治掛帥型

　　代表：1977北京卷《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

　　1978《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縮寫

　　1977年恢復高考，作文題承襲了從“文革”前就占據了主流地位的“政治掛帥型”。

　　這一年，因為時間倉促，各省自主命題，北京市題為《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上海市題為《在抓綱治國的日子里》，天津市題為《宏偉的目標鼓舞著我》，黑龍江省題為《每當我唱起〈東方紅〉》。

　　北大教授陳平原考的是廣東卷《大治之年氣象新》，后來他的高考作文上了《人民日報》。文內有“黨中央正確領導”、“毛澤東思想武裝”等那個時代的模板化行文字樣。

　　口號體寫作是政治掛帥型命題作文的常態，不寫幾句口號，作文就像沒完成。有北京考生回憶說，他用“戰天斗地結碩果，毛澤東思想武裝了我”描述自己在十三陵種地。

　　多年的政治灌輸和文化荒蕪之下，這樣的題目，和這樣的寫作，都合乎邏輯。中國社會和人們的思維，都還在長期形成的慣性中運行。

　　大約用了3年時間，此類作文命題，即從高考作文題中消失，成為上世紀的記憶。

　　家國天下型

　　代表：1982年《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1985年致信《光明日報》編輯部，呼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國男子排球隊在爭奪世界杯排球賽亞洲區預賽的關鍵一戰中，頑強拼搏，逆轉獲勝。北大學子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迅即傳遍全國，成為一代人、一國人的心聲。

　　這種對國家復興的熱望，化成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體現在高考作文命題中，是對國運、國事的關注和思考，時代話題集中，關切社會現實。社會發展中的焦點問題成為高考作文的選擇方向。

　　1985年的作文題，要求給《光明日報》寫一封信，呼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而1982年的作文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是這種高度參與的激情的充分展示。

　　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有明顯責任感標志的命題在此后的高考作文中得到時斷時續的沿襲，2001年全國卷作文題《誠信》，2014年全國卷作文題《論中國人讀書》，都是直接指向當下的現實話題，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跡。

　　道德拷問型

　　代表：1998年《堅韌——我追求的品格／戰勝脆弱》；2002年《心靈的選擇》

　　“文以載道”在高考作文命題中一直有較充分的體現，多年以來，高考作文都自覺不自覺地承擔著樹立主流價值觀、鑒定思想品德、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的職能。

　　雖然近年高考作文題不再明確“觀點正確”的要求，但不少題目本身，已經預設了正確的價值前提，考生必須認可。像1991年的三南（作文題）卷（海南、湖南、云南）《談回報／學會關心別人》，1998年全國卷《堅韌——我追求的品格／戰勝脆弱》，都是道德高點上的命題。哪個考生也不敢脆弱。他的作文指向是單一價值的，他必須也只能戰勝脆弱，沒有的話，就編唄。

　　這種作文，限定了考生必須表達端正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無論真假。談道德、談哲理，立意高遠、觀點深刻，不是做不到，但應試作文、偏重說教、道德八股的土壤也就此成型。

　　主流價值觀的認可和建立，對考生品格素養的要求，肯定是需要的。但是不是要通過高考作文來鑒定、來要求？高考作文本身，又是不是能完成這個職能呢？

　　2002年《心靈的選擇》激起了對高考作文命題泛道德化的反思。這道“暴風雪中的登山者是不是停下來援救陌生人”的材料題，被資深高考作文研究者魯公認定，是近年來最糟糕的一道作文題。材料過于殘酷，這種生死選擇出現在高考作文題中，又是如此大是大非，是逼著考生沒法說真情實感。

　　魯公說，避免危機時刻、生死選擇這類題目，避免在道德選擇層面上逼著學生說假話空話，已經成為高考作文命題的共識。

　　但是，以正確價值觀為命題思路的影子，仍然約略可見。2014年寧夏卷作文題為《機遇與堅持不懈的精神》。

　　中性思辨型

　　代表：1994年全國卷《嘗試》

　　2000年全國卷《答案是豐富多彩的》

　　當我們生活的社會逐漸走向開放和多元，高考作文命題也從封閉的單一價值指向，而轉向開放度更高的、隱去限制性詞語、留下充分思辨空間的中性題。

　　2000年全國卷《答案是豐富多彩的》可謂其中的一面旗幟。作文題本身，就顯示了命題者的思路。這一類型的作文題，不存在絕對的對和錯，好和壞，像“習慣”、“嘗試”、“機遇”等，都是傾向性不明顯的中性詞語，見仁見智，兼容性強，教化功能淡化，夸也可以，罵也無妨，看考生自己的選擇和發揮，沒有壓在頭頂的天花板，體味和思辨的空間，都大大增加了。

　　有社會的寬容，才有高考作文題的寬容。

　　個性感悟型

　　代表：1996年上海卷作文《我的財富》

　　1999年全國卷《假如記憶可以移植》

　　個性化時代來臨，高考作文題對人、人類本身的關注度提升。一方面，體現在貼近考生、貼近個體的心靈和情感上，命題不再高高在上，例如1994年上海卷《父輩》、1996年上海卷《我的財富》，都是人人有話可說的切近。另一方面，打破禁錮、觸動心靈、釋放想象、開啟思維的命題，從破土萌芽到枝繁葉茂。

　　1999年全國卷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被認為是出奇制勝，是“戰略性突圍”，具有劃時代意義，是對學生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一次大解放。

　　此后，高考作文命題風格路數迥異，贊者認為多姿多彩，各有優長；批者認為亂七八糟，沒有方向。魯公認為，發展到今天，大體形成了高考作文命題的南派和北派。南派較多給材料作文，在諸多義項中選項作文，北派較多話題作文和命題作文，例如2014年天津的《愿景》、遼寧的《肩膀》、北京的《北京的符號》。南派選擇性大，偏重調動學生想象力、思維能力，激活生活和思想儲備。北派指向清晰。

　　但2014年，北派的北京市，作文題是據“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的四層含意進行選擇和發揮，山東卷《時間不會使記憶風化》，南派的江蘇卷為《懷想天空》，浙江卷為《行走在消逝中》。

　　可見，沒有太絕對的劃分。

　　高度開放性的、價值多元的、充滿哲思的、附著情感的作文題正在占據高考作文命題立意的主流。

　　但此類命題同樣引發了論爭。即使是好評如潮的《假如記憶可以移植》，也有學者指出，器官移植的概念對廣大農村考生來說相對陌生，想象和創造都要有基礎，此類天馬行空的題目，明顯對視野更開闊的城市孩子更為有利，隱含著一定的不公平性，會加大中國教育的城鄉鴻溝。

　　震蕩、徘徊和爭議都會存續。像一切我們正在經歷著的社會變革。(記者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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