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煥明
“我就對同事說了16個字：‘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人命關天，敢犯天條’。我對同事說，國家現在面臨這樣的困境，希望即使沒有我的動員，你們也沒有人離開。”
■本報見習記者 吳益超
對楊煥明來說，SARS是難以忘卻的回憶。
SARS過去的10年間，楊煥明和華大基因研究院總部于2007年從北京南遷廣東——這兩個地區都曾是抗擊SARS的重鎮。盡管并非有意為之，但仍不免令人感慨命運的巧合。
華大基因如今的地址是深圳市鹽田區內一棟白色的大樓，這家名列自然出版集團度中國科研機構第六名的企業，因近日耗費巨資1.176億美元成功并購美國同行Complete Genomics（簡稱CG）的新聞而被炒得沸沸揚揚。而此前，美國政界曾傳出稱華大基因將借此研發“生物武器”的聲音，這更令人想起SARS期間的“生物武器陰謀論”。
“不要再說SARS病毒是什么外國人搞出來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了，沒有事實依據，講這種話反倒會讓外國人覺得中國的科學研究很落后，做科學研究不能講民族情緒。”與記者的對話伊始，楊煥明即提出這一點。
繞不開的“心頭之痛”
對10年前，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研究落后國際同行一事，楊煥明恐怕仍然心存遺憾。
2003年，中國在基因組研究上，無論是科研技術、力量還是設備，都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由于缺乏對突發事件的科研應對機制，各科研單位在SARS暴發初期，仍是條塊分割，各自為政——這一點在SARS病毒樣本的采集上尤為突出，亦是楊煥明最難忘懷之處。
2003年5月29日，時任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全國防治SARS科技攻關座談會上說：“目前，在非典科技研究中，一些機構、一些科技人員，有的不善于合作，有的虛報成果、言過其實，有的發表不屬于自己專業領域的評論，在社會上造成不利影響。”其所指的正是相關機構在科學研究上的封鎖——既表現在醫學技術經驗方面，又表現在對樣本病毒資源方面。
2003年春節過后，時任國家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主任的李立明就赴廣東采集樣本；軍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員祝慶余和曹務春、華大基因研究所副所長汪建等研究人員亦緊隨其后。而結果卻是：李立明順利取回了樣本，祝慶余和曹務春輾轉通過部隊醫院才獲得樣本，而汪建則是無功而返。
彼時的華大基因，還只是由楊煥明、汪建等8名海外留學人員于1999年創辦的民間性質的研究機構，并非“國家隊”——2003年5月19日，中國科學院正式組建北京基因組研究所，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才被“收編”。
既然是民間性質的研究機構，就沒有相應獲得非典型肺炎樣本的權利。在抗擊SARS的戰役中，中國衛生部有著嚴格的規定：除CDC可以將SARS的樣本帶出省外，其余所有的研究人員都不能向廣東方面索要樣本。
“有研究條件的拿不到病毒資源，能拿到病毒資源的沒有研究條件。”在楊煥明看來，正是當時對SARS的過度反應，導致了中國在SARS基因組序列研究上的落后。
《經濟觀察報》將楊煥明當時的情緒形容為“很憤怒”，《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則更為形象——在2003年5月26日一篇題為《楊煥明的心頭之痛》的文章中，楊煥明那句“應該承認，在樣本面前，我們中國研究人員整體打了敗仗”一度引起全國范圍的大討論。
“其實這句話是個巨大的誤會，我的意思不是中國科學界在SARS研究這件事上的表現錯了，而是面對抗擊SARS的使命，中國研究人員問心有愧。”
10年后回憶起這一細節，楊煥明對記者說：“當時有領導同志找我談話，說怎么到了該做SARS攻堅戰正面宣傳報道的時候，你楊煥明居然還公然唱反調。”
人命關天，敢犯天條
2003年SARS大規模暴發前夕，楊煥明正在法國參加會議，但他卻深刻感受到了國際同行對中國隱瞞SARS疫情的質疑以及國外輿論的巨大壓力�；貒�，楊煥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內部做攻關動員。
“我就對同事說了16個字：‘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人命關天，敢犯天條’。我對同事說，國家現在面臨這樣的困境，希望即使沒有我的動員，你們也沒有人離開。”
但沒有SARS病毒樣品，基因組序列研究仍是無米之炊。“我們當時不是擁有P2、P3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二級、三級實驗室）的單位，按規定不能搞SARS研究，但是國家有難，我們還講什么呢？”
突破口出現在2003年4月15日凌晨2時，4株由軍事醫學科學院無償提供的、從SARS患者組織樣本提取的冠狀病毒被送到了華大基因研究中心。
基因組序列研究的馬達隨即全速開動，到2003年4月16日上午兩株病毒的序列已被測出，當日下午另外兩株的序列也完成測序；4月18日7時，患者血液中的樣本病毒蛋白質被鑒定；4月19日凌晨2時，經過近100個小時的努力，樣本冠狀病毒抗體檢測酶免診斷試劑盒終于在全國率先研制成功。
分析基因組序列獲得的新發現，對于確定樣本病原，分析病毒轉播和發病機理具有重要意義，還能為開發診斷試劑、疫苗(vaccine)和預防治療藥物提供重要信息。
但楊煥明組織招募科研志愿者的情況卻頗為尷尬，“當時在全國范圍內招募人才，令人失望的是，沒有研究人員愿意加入”。
“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安全，出了人命誰負責；其次想的是錢，沒錢做不了。”當時的華大基因為完成人類基因組1%計劃和水稻(Rice)全基因序列測定，“已經欠了一屁股債”。而在這兩項研究累計花費的2.8億元經費中，只有1億元來自國家撥款。這意味著華大基因必須自己掏錢干，有了成果再向國家政府“伸手要錢”，汪建曾形容該方式為“吃完飯政府埋單”。
楊煥明后來對參與研究的同事說：“不管要命不要命，都要上。不管有錢沒有錢，都得做。”
盡管華大的同事們也認可這一理念，但一個緊急的狀況還是出現在華大基因的研究室內——一位研究人員發燒了。在當時，發燒被視為感染SARS的一個主要病征。
為了這個特殊的病人，楊煥明在病房門口坐了整整一夜。“如果是SARS，第二天我們整個大樓就要關閉，所有的科研計劃都將結束。所以燒不退，我不報病例！”楊煥明心有不甘，因為華大基因已經在SARS病毒基因序列研究上落后國外，不能讓后續研究就這樣被埋沒。但按照當時的防治規定，瞞報SARS病例和犯罪劃等號。
所幸這一突發狀況最終有驚無險，同事的燒在第二天便悄然退去。“我的天哪！”采訪中，楊煥明突然發出一聲長嘆，神情已經似乎游離到了那個時刻。
對基因組序列研究，楊煥明有著很強的自信：“對疾病研究來說，只有通過基因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生命、病原的本質，這是100%肯定的，不管其他哪一種檢測標準都是有問題的。”
未曾走出的“陰影”
楊煥明今年61歲，鬢角微白。SARS后的10年人們記住這個名字的，更多的是依靠SARS之外的幾個關鍵詞：首任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主席，2007年當選中科院院士，3月成為唯一一個擔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生物倫理學顧問的中國人。
春節剛過，全國各地媒體就相繼推出SARS10年報道。但與鐘南山遭受媒體“圍剿”的境遇不同，楊煥明的SARS往事卻很少被媒體提及。搜索近期與楊煥明有關的報道，點擊率最高的是一條關于他所著科普讀物《“天”生與“人”生：生殖與克隆》獲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的消息。
與1999年創立華大基因時相比，楊煥明如今已低調許多。采訪前，記者曾一度擔心他不愿接受訪問。但當楊煥明在兩會期間接到約采短信后，就讓助手第一時間回復了記者。
“SARS這個事情，確實需要好好總結一下。”在外漂泊多年，楊煥明仍是一口濃重的浙江鄉音。“我們走出了10年前的陰影，現在又走進了新的災難性傳染病可能降臨的重大陰影。”
但在楊煥明的理解中，這種陰影下的生活并非不正常的，“一個未知的病原，就像隨時可能爆發的社會性事件一樣，平時大多時候都是正常的，或許僅僅某個誘因，突然就暴發了”。最讓他難以忘卻的還有當時全國上下對SARS的過度反應。“當時只要迅速隔離就可以，但一些言論搞得社會上人心惶惶，這些缺乏科學理性的表現都不可以被辯護。”
但假如SARS再來一次，楊煥明會作怎樣的選擇？
“一是盡快啟動相關應急預警機制，二是用基因組學的方法鑒定是何種病原，三是通過適當的分享樣品機制，讓大家一起研究、識別病原。”
5月，德國暴發出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疫情，華大基因5月27日收到病菌樣本，6月2日完成基因組序列并公布序列，6月7日研制成功診斷試劑盒并無償公開檢測方法，速度之快令世界咋舌。
“SARS一定還存在，但我們也要認識到，假如人類能夠衡量、鑒定的細菌占所有細菌種類的0.1%的話，那么我們能夠認識的病毒就只有所有病毒種類的0.0001%。”
《中國科學報》 (-04-12 第10版 SARS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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