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與國兒認識了。
國兒是大巴山深處的農家子弟，幼年喪母，由爹帶大，時年２２歲，因傷害罪入獄，判刑１２年，已伴鐵窗４年了，還有漫長的日程。之所以判得那么重，是因為他將對方的肋骨打斷了三根，將對方的手筋扭斷了兩股，也真是窮兇極惡了……
首次探看國兒是在１９９８年歲末。我安慰他，勸導他，好話說盡，在他眼中卻仍看不到快樂。
我問他：“還有什么沒說到嗎？”
他淡淡地說：“說到不如做到。周哥，你是耿直人，那我也就明說了，這天底下的探監哪有像你這樣空著一雙手的！”
我這才明白，監獄畢竟不是天堂而是一個物質匱乏的所在，探監，就得給犯人帶點有用的東西。
第二次探監的那一天正值冬季，北風呼嘯，天寒地凍，我想到國兒光光的腦袋怪可憐的，特地給他買了一頂大棉帽。當我隔著一張寬桌把棉帽遞到他手中時，我看見他滿臉的喜歡和感激，把棉帽摸來摸去，但最終還是把棉帽還給了我，說：“周哥，麻煩您把這棉帽給我爹送去，他有病，腦殼最怕風吹。”
我知道他父親是大巴山的一位貧苦老農，六十多歲了，頭上雖未光著，但的確需要一頂棉帽。
我趕緊說：“不不，這帽你先戴著，我馬上再去給他買一頂。”
“還不全是這個理。周哥，這天底下哪有犯人戴帽子的？當光頭就要像一個光頭，戴上帽子，氣兒就全沒了，就像一個‘充不起血’的趴蛋兒，叫囚哥們笑話。”
他這話可叫我開了“耳”了。
我第三次去探監是在次年的端午節。按中國的傳統禮儀，我帶去了粽子，又以大巴山的風俗，帶了包子與麻花。當我把它們遞到他的手中時，他又是滿臉喜歡和感激，嘴巴咂巴咂巴地響，分明是想一口吞下去。但最終還是還給了我，說：“還是麻煩周哥把這些好吃的給我爹送去吧，他那身體……”
我說：“你先吃著，我再給他送去。”
“那可不行！逢年過節，禮物要先給長輩，哪有兒子在先的！”
五月初六那天，我再次帶了包子麻花與粽子去探望國兒，沒想到這一次他卻得寸進尺了：“周哥……下一次……給我帶點煙來好嗎？……我實在憋不住了。”
我一下子醒悟了：獄中是那么悲苦孤寂，能解悶消愁的香煙對他們太重要了。
我第三次“端午探監”，帶來一條“紅梅”，時價５５元。當我遞上煙時，我看見國兒臉紅筋脹，眼睛睜得大大的，接煙時手已在抖，將那煙放在鼻子前嗅了又嗅，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沒想到臨走時他還是將那煙遞給了我，說：“周哥，這‘紅梅’真他媽的貴，犯人抽了可惜，麻煩您給我換一種便宜的。”
我說：“這回你先抽了，下回我……”
“不行，這回也不行，本來花您的錢我心中就過不去，怎么還能高檔！”
我只好問：“那么換什么？換‘五牛’？”
“不，也貴了。”
“‘寶石’？”
“也貴了。”
“‘名犬’？”
“還是貴了。”
我這才知道該換什么了：“那就給你去換“攀枝花”吧，那煙１元５角一包。”
“那還是貴了。”
我這下子真弄不懂了。我說難道還有比“攀枝花”更便宜的嗎？
他一語道破天機：“就換‘重慶’。”
“哦，”我豁然開朗了，“重慶——你是要重新慶祝你的脫胎換骨的新生吧？”
國兒忍不住笑了：“嘿嘿嘿，周哥，看你說到哪里去了？我哪有那些講究？‘重慶’只四五角錢一包，一條‘紅梅’可換一百多包哩。”
次日，我第四次“端午探監”提來一百多包“重慶”。
不覺間又到了是年的中秋節，我又來監獄探望國兒。這次不帶煙，他那“重慶”理當還大有富余。
沒想到這一次卻見不到他了。一位管教干部說：“他正蹲小號，不能接見。”又問：“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哥。”
“那就更不行了。”
我好說歹說：“這中秋節是一個團圓佳節，您就讓我哥倆團圓一次吧，否則，他的情緒失控說不準要干出什么傻事來呢。”
那管教嚴厲地說：“這有規定，關禁閉的犯人不準探視。”他還說：“他要是再次失控，我們的制裁系統可是從來不會失控的！”我失望了，轉身要走……忽聽那管教喊：“你等著……”不多久，他把國兒押了出來�？粗@一回的國兒，我的心發緊了，見他手腕上戴上銬子，顯然太緊，兩手腫了，臉色憔悴。見我吃驚，他反而平靜，請那位管教干部將３０元錢交給我，請我轉交他父親，說他爹又患了肺結核，沒錢買藥。還叫我轉告他爹一定找人給他帶一些他爹種的葉子煙來，要快一點兒，他已幾個月不沾煙味兒，實在憋不住了。
我十分不解：幾個月不沾煙味？那一百多包“重慶”到哪去了？
國兒又要被押回小號了。走時，那位管教干部回頭對我說：“請等一下再走。”
不一刻，那管教干部返回，對我說：“你剛才撒了個謊，你并不是他的哥。”見我張嘴答不上來，他又說：“你怎么可能有這種兄弟？我剛才突然認出來了，您是一個作家，我在電視里看到過您，您肯定是在了解犯人的罪惡，對吧？他實在太壞了，竟然強迫那些犯人買他的重慶煙！有一個犯人堅決不買，人家的爹在地委當官，家中有錢得很，他平日里至少也是吸‘紅塔山’，怎么會吸那‘重慶’呢？這李志國就把人家打得吐血，三天在床上爬不起來。這回可好了，他不僅要上銬，蹲小號，還要加刑！嗨，他這罪惡要是不改，我敢肯定，這一輩子別想走出監獄……他爹病了有當地政府管，他自己都坐大牢了，還弄什么錢嘛！”
原來，就是那一百多包“重慶”讓他蹲了小號。
管教干部摸出一包煙來，遞給我一支，那是３６元一包的“嬌子”。
我不抽煙，未接，卻謝了。
我回家后立即去了大巴山。在這中秋月圓時，那里有一位切切待藥的老農民，那監獄的小號里還有戴鐐銬的國兒正在等待著葉子煙哩……我不會再去買香煙了，那就由他父親親手種出來的葉子煙讓他在獄中悔過自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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