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顯受益。他正是以這種面貌而被載入蒙古傳說的。虔誠的佛教徒、蒙古史家薩囊徹辰甚至給忽必烈冠以呼圖克圖（qutuqtu，崇敬的、神圣的）和查克拉瓦蒂（Chakravartin，在佛教詞匯中是“宇宙之君主”）這些稱號。甚至在他繼位前，即蒙哥統治時期，他就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與道士的辯論會（1258年），結果，佛教徒獲勝。在這次著名的論戰中，那摩（曾出席過蒙哥舉行的宗教辯論會）和年輕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闡述了佛教教義。像在1255年的辯論會上一樣，他們指控道士們散布流言，歪曲了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貶成僅僅是道教的附庸。這次論戰之后，忽必烈頒布法令，焚毀道藏偽經，迫使道士們歸還從佛教徒手中奪得的佛寺（1258年、1261年、1280年和1281年法令）。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繼任皇帝后，他曾舉行隆重儀式接受錫蘭王送給他的一件佛骨。
忽必烈在佛教事務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他大約生于1239年，很可能死于1280年12月15日。八思巴是著名梵學家薩斯迦的侄子和繼承人。主管烏斯藏的薩斯迦寺廟。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請他，忽必烈任用他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確保吐蕃的藩屬地位。忽必烈封他為國師，借用古代中國佛教中的這一稱號。忽必烈于大約1264年左右將吐蕃納入他的政治－宗教統治之下。直到當時，蒙古人還不知道除畏兀兒字以外的其他字母。1269年，八思巴按忽必烈的命令為蒙古人創造新文字，被稱為都爾巴金（durbaljin），或稱方體字，它是受藏文字母的影響。然而，伯希和認為對八思巴在創造新文字上的作用有些估計過高；無論如何，這些方體字只是暫時流行，因為蒙古人繼續使用模仿畏兀兒字母的文字（只是在書寫方式上有所不同，有更多的角形字），這種文字已成為他們的民族文字。收藏于法國國立檔案館的蒙古大臣手稿正是用畏兀兒文字寫成的。在這一點上，伯希和指 出，畏兀兒文有其不足之處，它僅僅是不完全地表達13世紀蒙語的語音，用畏兀兒文區別不出“o”音和“u”音，發不出詞首“h”的音等等。同樣，對顎音而言，畏兀兒字母也沒有八思巴字母豐富。
在忽必烈的繼承者中，大多數人與忽必烈一樣是虔誠的佛教徒。首先是他的孫子鐵穆耳，他在忽必烈之后行使統治（1294－1307年在位）。然而，忽必烈的另一個孫子阿難答（Ananda，盡管其名字實屬佛教徒的梵文名）是傾向于伊斯蘭教。“他能熟悉《古蘭經》，并擅長于阿拉伯文”，他是唐兀惕地區（寧夏）的長官，是唐兀惕境內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鐵穆耳企圖使他轉而皈依佛教，一度曾徒勞地囚禁過他。鐵穆耳死時（1307年2月10日），阿難答企圖奪取王位，但是，他的侄兒海山獲得了王位，并處死了他。海山在統治時期（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內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使許多佛教戒律寫本被譯成蒙古文。中國儒學家指摘他偏袒喇嘛，很可能是對這種偏袒的一種反應，行政機關撤銷了佛教徒和道士直到當時一直享受的財產豁免權。在忽必烈的重孫、也孫鐵穆耳統治時期（他從1323年10月4日繼任皇帝，至1328年8月15日去世），大臣張圭代表儒生公開抗議尊崇喇嘛。陜西尤其是吐蕃佛僧們常去的地方。一份當時的報導說：“曾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西部各省，城鎮旅社容不下，而住進民房，驅逐房主，趁機奸污婦女。不滿足淫逸，他們又奪民僅有的錢財。必需采取措施阻止公開的吸血者，他們比收稅人更加殘酷”。也孫皇帝不得不對喇嘛進入中國加以控制。
漢族文人們認為蒙古王朝應該對他們實施的過度的佛教“教權主義”負責，它無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個因素。然而，佛教對忽必烈家族的異乎尋常的影響，在中國土地上的突厥-蒙古各代的歷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同樣的事情在4世紀末著名的苻堅和在6世紀初最后一批拓跋人身上都發生過。佛教最初是使這些粗魯的野蠻人變得較為溫和仁慈，后來使他們變得遲鈍，最后使他們失去了自我保護的本能。于是，具有悠久儒教傳統的中國忍受了這些可怕的主人，它看到了這些君主漸漸地失去了危害，它或者是把他們同化，像拓跋人的情況；或者是把他們趕出境，像對待成吉思汗的后裔一樣。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伊斯蘭教——就像如果1307年阿難答獲得成功所發生的情況那樣——形勢會是更加嚴重。伊斯蘭教的勝利對古老的中國文明將是可怕的一擊。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威脅著中國文明的兩次大危險可能是1307年的阿難答的爭位和由于發動者于1404年去世而幸免了的帖木兒汗國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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