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興東漸──夏文化溯源謝興鵬
夏文化究竟源于何處，歷代專家、學者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８０年代以來，由于二里頭文化類型的確立，夏文化已在考古學上找到了自己的坐標，并出現了新的研究趨勢：一是由對夏代整體籠統的研究向不同階段分期研究發展;二是由重點集中于河洛地區,向晉南、山東、安徽、 四川等分區研究擴展，并有大批成果面世。特別是將大禹文化作為夏文化之源加以研究，成為四川學者近年來夏文化研究的重點，先后于1991年11月建立了四川省大禹研究會(掛靠大禹故里──四川綿陽北川縣人民政府),1998年7月建立了四川省歷史學會夏禹文化研究專業委員會。 在兩個學術團體的組織領導下，多次召開不同范圍、不同規模的大禹及夏文化學術研討會,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出版、印發了《禹生北川》、《大禹史料匯集》、《大禹研究文集》、《大禹及夏文化研究》、《海峽兩岸大禹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夏禹文化研究》、《大禹研究文稿》、 《九州方圓話大禹》等論文集和專著。2002年11月，四川省大禹研究會在北川舉行了“全國首屆禹羌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北京、山東、河南和四川省有關市、州、縣(市、區)專家學者、相關領導以及北川縣文史工作者200余人參加會議,與會人員認為把禹和羌結合起來研究是一大創新。 會后編印了會刊和《全國首屆禹羌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大專家、學者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夏文化的源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四川省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譚繼和先生提出的夏文化“西興東漸”說的論據愈來愈充分，并逐漸得到愈來愈多的專家、學者認同。 本文就夏文化“西興東漸”說談一些初淺的認識，請專家、學者指正。
一、鯀禹先祖在四川
李學勤先生在《禹生石紐說的歷史背景》一文中說，由文獻記載看，“黃帝是先秦幾個王朝的共同始祖。古書中常見‘三代’，指夏、商、周，有時前面加上虞（包括唐堯、虞舜），稱作四代。虞、夏的祖先是黃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黃帝之子玄囂。這樣的傳說表明， 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這幾個王朝，雖然互相更代，仍有著血緣以及文化的聯系”�！洞蟠鞫Y記·帝系》：“青陽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氐水”《史記》作“江水”）青陽就是玄囂，玄囂一系都活動在中原和北方，昌意一系則多與南方相關。若水在今四川西部雅礱江， 昌意或其子乾荒娶蜀山氏女，而顓頊也生自若水�！度A陽國志·蜀志》云：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呿溨`）。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鯀、禹則為顓頊之后。根據李學勤先生的這些論述，筆者以為，鯀、 禹生于四川應當毋庸質疑。
有人說，大禹生于四川，怎么會到中原及其他地方去治水，又封于夏邑？李先生在文中說，漢《新語·術事》云：“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薄峨x樓下》云：“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 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因此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云：“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边@些論述都說明， 一個人的出生地與其一生從事主要工作之地，功成名就之地，葬身之地沒有必然聯系。
二、巴蜀文化源遠流長
四川省歷史學會顧問、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向先生在《從考古新發現看蜀與夏的關系》中認為，隨著考古工作的新發現，巴蜀文化的源頭逐漸顯現。５０年代發掘的以東周船棺為代表的青銅文化，沿用４０年代衛聚賢先生根據成都“白馬寺青銅器”命名“巴蜀文化”。８０年代以來，考古發現的“三星堆文化”比東周的“巴蜀文化”早，稱為“古蜀文化”。９０年代后半期，成都平原發現龍山至夏代的古城堡群，它們是直接與夏商時代的“三星堆文化”相銜接的“寶墩文化”。寶墩文化的城址已發現的有６座，即新都寶墩、都江堰芒城、郫縣古城、溫江魚鳧、 崇州雙河和紫竹古城，時代跨虞、夏之時。
寶墩文化可分為四期。第一期以新津寶墩遺址（含城址）為代表，文化內涵與廣漢三星堆遺址第一期相同，碳十四測定年代約為公元前２４００年，已超出夏代（一般認為夏代相當于公元前２１００～１６００年）紀年，與古史傳說五帝中的虞舜時代相當。 第二期以都江堰芒城遺址為代表。第三期以郫縣古城遺址和溫江魚鳧城遺址為代表，其文化內涵與三星堆遺址第二期相近，后者的碳十四測定年代為公元前１７００年，這大概是“寶墩文化”年代的下限，已進入夏代紀年的后期。
本文所說的“巴蜀文化”是從遠古至當今時代在巴蜀大地形成的文化的統稱。根據現有的考古成果，我們可以認定“寶墩文化”就是“巴蜀文化”的源頭。巴蜀文化既然涵蓋虞夏時代，也就是顓頊、鯀、禹生活的時代。而如前所述，顓頊、鯀、禹均出生在四川，我們可以認定， 巴蜀文化就是顓頊、鯀、禹及其同時代的巴蜀人民創造的文化。夏文化是禹及其子孫與其同時代的人民群眾創造的文化。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巴蜀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源頭，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三、鯀禹治水將巴蜀文化播向華夏大地
�。�、鯀禹治水的大致路線
《尚書·禹貢》云：“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山番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泵晌耐ㄏ壬嵭ⅲ横荷皆卺航嫌�，山番冢山在漢江源頭，“沱在郫縣，潛出山番冢，蔡蒙在漢嘉，和讀曰桓，桓水出蜀山西南。是《禹貢》于梁州所詳，偏在西北”。 從這些史料的記載中，我們不難看出，鯀、禹治水始于岷江、漢水。我們可以據史料推斷，黃帝令其子顓頊降居若水，顓頊及其子孫鯀、禹等逐步成為巴蜀大地的部落首領。而據冰川考察資料表明，唐虞時代，成都平原西面的橫斷山區當時受高溫氣候影響，夏秋雨量集中，據長年統計， 盆地西部５～１０月降水量約占全年的８５～９０％，素有“西蜀天漏”之稱，一旦夏雨集中，水流不暢，便釀成洪災。因此，鯀、禹首先對給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平原構成洪澇威脅的岷江進行治理，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漢水流域與巴蜀相連，曾是蜀漢政權統治區域，以此上推，唐堯時代應為古蜀國轄地。 因此鯀、禹在治理岷江的同時治理漢水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由于鯀、禹所處的巴蜀地區的水患得到先期治理，這里的人民安居樂業，加之號稱“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饒，人民生活相對富足；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社會文明進步，因此我們認為當時的巴蜀文化應當比中原文化更發發達，至少不比中原文化遜色。鯀、 禹及其先祖創造的巴蜀文化本身就代表了當時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正是由于鯀、禹治水成效顯著，遠近聞名，鯀才在中原地區發生洪澇災害時，被堯選中負責治理洪水。鯀奉命治水的主要區域當是河、洛、濟、淮、泗等地。禹繼父業首先治理的也當是鯀治水的區域，在治平河、洛、濟、淮、泗一帶洪水之后，便轉戰長江中下游（含三峽）。
治理洪水是極其宏大的工程，一是時間長，鯀治水九年，加上禹治水十三年，跨越了三個時代；二是范圍廣，從長江上游的岷江、漢水到黃河流域，再到長江中下游，長江、黃河兩大流域是當時中華民族的主要活動地區，也是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三是廣泛的參與性，當時，黃河、 長江流域被若干個小部落割據，在堯舜為首的勢力強大的部落聯盟首領的號令下，在鯀、禹的組織下，所有受益的大小部落都能聽從號令，為共同的事業而出力。在治水的過程中，小部落逐步融和成大部落，最后全部聚集到華夏部落聯盟的旗幟下。
在治水的過程中，鯀、禹將巴蜀先進文化帶到足跡所到之處， 促進了所到之處經濟、 文化的發展，同時各種不同區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碰撞、交流，使治水相對集中的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速度快于其它地區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這也是“寶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與“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既有相近之處，又有不同之處的原因。
２、岷江三角洲、黃河三角洲地理狀況及岷江、黃河治理方法驚人相似
周述椿先生在《論鯀禹治水》一文中指出：岷江三角洲和黃河三角洲都是寬闊的內陸三角洲。它們的東面都受到山地的阻攔。它們的南、北兩面都有出口，黃河或南流入黃海，或北流入渤海；岷江既可南流入長江，又可北流入沱江后再入長江；黃河、 岷江都具有在廣闊的三角州平原上南北改道的特征。大約在４５００年前左右，黃河由南流入黃海改為北流入渤海，當年沿太行山東麓北流的山經黃河，與今天沿成都平原西南側南流的岷江主流十分相似；它們都是在堤防的防護下，沿三角洲邊緣流出，從而使三角洲的絕大部分免于洪水為害；在三角洲的中軸部， 由于受山地阻擋，泥沙易于擁積，河水只能南北分流，從而使三角洲的中央部分大大高于兩側而減少了洪水威脅，這就是原黃河三角洲、岷江三角洲能發現大量古都遺址和古文化遺址的原故。
不僅兩處地理條件驚人相似，而且在治水方式上也極為相似。由于當年鯀禹率先在治理岷江時，采取了“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方法，既便于洪水分流，又有利于舟楫、灌溉；禹在治理黃河時（根據上述分析，堯舜時的特大洪災與黃河改道有關）， 也采取了分流黃河水入濟水以通淮泗的方法。后來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與黃河三角洲的水利工程也有驚人相似之處；都江堰工程所修建的沿岷江主流的金馬大堤，類似黃河三角洲水利工程的鯀堤，而寶瓶口所分流的內江，類似從黃河石門開鑿以通淮泗的濟水，金馬大堤所用防沖卵石竹籠相似于鯀、禹所用之息壤， 且都不是為分洪而設，而是為了航運和灌溉。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具有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就是鯀、禹先治岷江，后治黃河的原故。
３、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關系密切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許多共同之處，其關系十分密切。一是先秦時期的幾代王朝的祖先都是黃帝，鯀的父輩、祖輩、曾祖輩及鯀、禹的青壯年時期均生活在巴蜀一帶，近代的考古發現已證明四川盆地確屬先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后來，鯀、 禹因治水進入中原，禹因治水成功為位列至尊，這說明以鯀、禹為代表的巴蜀文化代表著當時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在華夏文明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二是夏的衰落，取而代之的商、周是黃帝另一子玄囂的后代，與夏本有血緣關系，因而商、周文化與夏文化同源，并繼承、 發展和豐富了夏文化的內涵；僅因自然環境的不同和土著居民的習俗差異而有所區別。三是夏以后的帝王多在中原地區建都，中原地區長時期成為華夏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文化交流與發展的條件優于巴蜀地區，而巴蜀地區因當時受交通條件的限制，與外界交流相對困難， 制約了巴蜀文化的發展速度；夏代及其以后，中原文化對其他地區文化的影響力比巴蜀文化對其他地區文化的影響力更強，因而許多人便誤認為華夏文化發源于中原地區，產生這種認識也在情理之中。
結論：夏文化興于巴蜀（或稱興于江漢，即岷江、漢水地區），盛于中原，東南傳播至長江中下游。
作者單位：四川省綿陽市北川縣委黨史、地方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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