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把后周大軍帶出首都開封的理由是北上抵御契丹和北漢的聯合入侵，剛走到陳橋就發生了兵變，轉頭回開封接管了后周的政權。史料中把陳橋兵變說成是意外，對北方來犯的外敵自然也要有個交待。于是，史載，趙匡胤稱帝后，“契丹、北漢兵皆自退”。文人落筆講究前后照應，史官治史其實也無非就是在“做文章”。
這其中有一個人物的安排略有疑點：身為后周帝國殿前副都點檢(職位上是趙匡胤的副手)的慕容延釗，被趙匡胤派為了此次平北的先鋒，率前哨人馬先于主力大軍一天出發。這支先頭部隊沒有在陳橋或任何其他地方轉向，而是真的趕到了傳說中受到侵襲的鎮、定二州(今河北正定、定州)。慕容延釗是后周的一名忠勇猛將，有關他與趙匡胤的關系說法不一。一說兩人自幼一起習武，情同兄弟。果真如此的話，他似乎更應該留下來參加兵變，并借此成為趙匡胤登基后首批加封的開國元勛，而不應該被派往并無任何戰事的邊境。由此來看，另一種說法更具合理性，即此人并非趙匡胤敵嫡，且有可能對兵變的順利進行造成一定阻礙，把他派為先鋒實際上是調虎離山。如果是這樣，當他到達鎮、定二州的時候，至少對三個基本事實是完全不知情的：一、契丹和北漢的軍隊壓根兒就沒有發動過進攻；二、他準備保衛的那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三、把他派出來的那個人已經成為了一個新國家的皇帝。
大宋帝國誕生的過程中充滿陰謀，這是確定無疑的，不過比這一點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宋取代后周幾乎是在不流血的前提下完成的。由于每一步都做了周密部署，陳橋兵變的整個過程里沒有發生任何戰斗，大軍返回開封也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宋太祖兵不血刃，以受禪的形式和平奪取政權。這樣的改朝換代，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極其罕見，而作為一個前后歷時三百余年的大王朝，如此輕描淡寫、不動聲色地在一夜之間創立，更是絕無僅有。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凡政權更迭通常都要經過長期的戰亂才能完成，每一個強盛的王朝都要先經歷一輪天下大亂才能建立，社會動蕩、經濟倒退以至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孟子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僅從人口一項來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導致一次嚴重的人口大滑坡。
根據有關的考證和測算，有宋之前的人口變化情況大致如下：戰國時期，人口總數最高時應在3000萬以上，經過秦滅六國的政權兼并，又經過秦的暴政統治和秦末戰爭，至漢初，人口減至1300萬或更少。西漢中期全國人口曾達5900多萬，西漢末年，災害頻繁加上連年戰亂，到東漢初人口劇減至2100萬。東漢極盛時期人口恢復到5400萬到5700萬，經過黃巾兵亂、群雄割據、三國混戰，又降至1660萬。再其后，西晉后期“八王之亂”，人口由4000萬降至1200萬。隋末戰爭，人口從4600萬降至1500萬，“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唐朝，官方統計人口最多時為5300萬，自唐末軍閥割據進入五代十國，政權頻繁交替，社會持續動蕩，中原至江淮的大片地區“人煙斷絕，荊榛蔽野”，到宋初，全國人口又已降至1600萬。而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規律照舊。
對照這些背景，再來看大宋王朝的建立，頓覺安靜祥和，簡直如同一個神話。
當時開封城內也發生過一起流血事件：后周帝國的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在內閣聽聞兵變，慌忙跑出來試圖組織抵抗，結果在路上與入城的變兵相遇。趙匡胤軍中有位性情魯莽的軍士王彥升，“躍馬逐之”，直將韓通追到家門口，“第門不及掩”，于是將韓通及一家妻小殺掉。對韓通家族來說，這樣的結果確實慘痛，但在一場奪取國家政權的軍事政變中，如此輕微的傷亡(且是非戰斗性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宋人司馬光在記錄此事時充滿自豪：“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盡管如此，宋太祖卻并不滿意，對莽撞殺人的王彥升，太祖“甚怒，欲斬之”，又有所不忍，“終身廢之不用”；而對于韓通這個后周政權幾乎唯一的殉葬者，則追贈中書令，“以禮葬之”。
五代時，不分帝王將帥，凡舉兵入城者，皆縱兵大掠，以此作為對部下的獎賞。士兵們大行搶劫街市的行為早已司空見慣，謂之“夯市”(比之動輒出現的“屠城”，“夯市”已算溫和之舉)。而宋太祖自陳橋黃袍加身之時便與擁立他的眾將士約定：無論朝庭庫府、士庶之家，皆不得搶劫。于是，大軍入城秋毫無犯，開封城中“市不易肆”(即店鋪正常開業)。而對于混雜在市民中試圖趁火打劫的個別刁頑之徒或小毛賊，宋太祖也及時地加以懲處，以維護安定。“閭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奪，于是索得數輩斬于市。被掠者，官償其資�！边@樣的兵變不用說在五代亂世，即使是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中也很難找到第二例。
當然，就像宋人撰史時對趙匡胤處心積慮的謀篡陰謀著力否認一樣，關于宋太祖寬厚仁和、治軍嚴明的描述中，肯定也有大量粉飾渲染的成分，不可盡信。但是，與肆無忌憚、不加掩飾的濫殺和劫掠相比，對于寬厚仁和、軍紀嚴明的標榜本身，就已經代表了云泥之變。陰謀和謊言有時候也可以代表境界。是故，隨著大宋開國，已經在血腥戰亂中掙扎了二百多年的中國人，終于重新看到了太平盛世的曙光，一個文明安定和空前繁榮的時代終于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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