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起源，自春秋戰國時起，傳統的觀點認為均起源于黃河中下游，堯舜時投“四罪”于四裔，于是有了蠻夷戎狄。(14)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提到，由于共工、?兜、三苗、鯀有罪，“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古代這種歧視邊疆民族而又認為與華夏同出一源的正統觀影響是很深的。
另一方面，自17世紀西歐開始對中國有所了解時起，即有人認為中國人與中國文化來自埃及，以后又相繼有人認為來自西亞、中亞、南亞或東南亞。于是有所謂“西來說”、“南來說”，還有認為來自西伯利亞、蒙古的“北來說”。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皆可歸入“外來說”。除了“外來說”以外，當然也有外國學者認為中華文化是起源于中華大地的土著文化。(15)
對于探討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起源，中華民族自身有非常豐富的典籍。古代漢文歷史文獻寶庫，居世界之冠，而藏、滿、彝、傣、維吾爾、蒙古等民族的歷史文獻，也是豐富多采的。這些均為我們考察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盡管如此，探討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起源，誠如已故的夏鼐教授所指出的：“我以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像別的古老文明的起源問題一樣，也應該由考古學來解決�！�(16)值得慶幸的是，新中國考古學的飛躍發展，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充足的科學依據。雖非所有問題都已弄清楚，有些重大問題還缺少關鍵性的環節，但根據我國舊、新石器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發現與研究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從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起源的角度進行總結，徹底推翻了形形色色的“外來說”，肯定了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起源于中華大地，雖然在其發展中吸收了不少外來成分，但就起源而論是土生土長的。另外，也使傳統的認為中華民族與文化起源于黃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擴散的單源中心說得到了修正，證明了中華文化既是多元區域性發展，又呈現向中原內向匯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輻射的不平衡發展。這種特點，在近年來由老一輩考古學家所倡導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研究中，已顯示其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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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遠古人類及其文化證明了中華民族與文化起源于中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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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與古人類學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證明了在我國人類進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的各個階段沒有缺環，可以建立較完整的進化序列。(17)已發現的古人類遺骸地點，比較集中于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和長江中游，然而到晚期智人階段，分布范圍大為擴大。目前所知，東南至臺灣臺南，西南至云南麗江，東北至黑龍江哈爾濱，北方至內蒙古烏審旗都已發現了晚期智人化石。而舊石器地點的發現，也比較集中于黃河、長江兩大河流中游。屬晚期智人階段的文化，在考古學上稱為舊石器晚期文化，目前已發現最北的地點達到黑龍江邊呼瑪十八站。在青藏高原4000米以上的地方也發現了舊石器，這么高的地方發現舊石器遺物，創造了考古學史上的新記錄。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的記述，中國大地上埋藏有十分豐富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時代遺物。至今已發現的早、中、晚各個時期的地點約300處，它們的分布面包括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所有這些都說明晚期智人階段，中華大地上已普遍有了人類在那里創造著歷史與文化。
關于人類的歷史，目前一般的說法是300萬年左右。眾所周知，1956年在云南省元謀縣那蚌村發現的“元謀人”，距今170萬年，已得到確認；此外在云南祿豐縣，還發現了豐富的臘瑪古猿化石。上述發現表明中國的西南很可能是人類起源的中心之一。
為了對我國遠古人類各進化階段有個輪廓的了解，今擇要敘列如下：
直立人???又稱猿人，是人類進化的最早階段，大約從人類起源一直到距今10萬年以前。目前已得到普遍確認的有元謀人、藍田人（陜西藍田縣公王嶺）、北京人（北京周口店）、鄖縣人（湖北鄖縣）、鄖西人（湖北鄖西縣）、和縣人（安徽和縣）。
早期智人???又稱古人。從我國的材料看，這一階段人類生活在距今10萬年至4萬年以前。其中重要的發現有大荔人（陜西大荔縣）、丁村人（山西襄汾縣丁村）、許家窯人（山西陽高縣許家窯）、金牛山人（遼寧營口市金牛山）、長陽人（湖北長陽縣）、巢縣人（安徽巢縣）、馬壩人（廣東曲江縣馬壩）。
晚期智人???又稱新人。這是生活在距今約4萬至1萬年以前的人類。舉其要者有：山頂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頂洞）、峙峪人（山西朔縣峙峪）、河套人（內蒙古烏審旗）、安圖人（吉林延吉安圖縣）、哈爾濱人（黑龍江哈爾濱市閻家崗）、柳江人（廣西柳江縣）、興義人（貴州興義縣）、麗江人（云南麗江縣）、左鎮人（臺灣臺南縣左鎮）。
上述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體質，顯示了與蒙古人種的聯系，表現了在蒙古人種起源與形成過程中各個環節上的形態與特征。而他們創造的中國舊石器早、中、晚各時期的文化，也具有鮮明的特點�！吨袊湃祟惍嫾で把浴分赋觯骸拔覈硟纫阎麟A段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有許多共同點，有鮮明的繼承性，各不同時期的人類化石都有鏟形門齒，石器以單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組合以刮削器為主，兼有尖狀器和砍砸器等。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對形形色色的‘中國文化西來說’的有力批判�！�(18)鏟形門齒為蒙古人種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元謀人的兩枚上內側門齒，即已呈鏟形構造，(19)可以說已呈現蒙古人種體質特征的初步端倪。至晚期智人階段，體質特征更有許多與現代蒙古人種接近或相同之處，并已出現南北異形的現象。中華大地豐富的古人類化石及其體質特征表明，這里應是蒙古人種（黃種）的故鄉。他們當中可能有些在長達數百萬年的發展中已移徙中華大地之外，但他們是中華大地上最早的居民，中華民族的最早祖先應是來自這些遠古洪荒時代繁衍生息于中華大地的人類。在中華民族中，雖然有像回族那樣的從中華大地以外移居于中國，并在中國經過長期發展，融合了其他民族的許多成分而成為中華民族一員的民族，但是，就絕大多數中華民族的成員而論，均起源于中華大地，并在中華大地上形成與發展，共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和統一的多民族的祖國。中華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吸收消化了許多外來成分，但它是起源于中華大地的土生土長的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傳統的延續性和繼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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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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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的基本標志，是農業和畜牧業的產生和磨制石器、陶器與紡織術的出現，人類已由完全依賴自然賜予的采集經濟過渡到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社會發展也經歷了從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制的繁榮，在新石器晚期已呈現出氏族公社走向崩潰、私有財產與階級分化萌芽發展的趨勢。到目前為止，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均已發現新石器遺址，據不完全統計總共有7000余處，年代大約起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續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邊疆地區結束得要晚些。依據各地所發現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以及它們之間的繼承性與相互關系，可以歸納為既是多元區域性發展，又具有內在聯系與統一性的特點。隨著新石器文化的區、系類型研究的進展，這個特點必然會越來越明確地為人們所認清。
強調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并不抹煞它們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毫無疑問，黃河中下游存在著的兩個區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華新石器文化中內涵最豐富、影響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其發展序列，也較其它區域清楚得多，是目前發現遺址最多、研究得最充分的兩個區域。
黃河中游文化區，以關中、晉南、豫西地區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陜甘接壤地帶，北涉長城一線，南至汝潁中上游。其序列以河洛地區為代表的是：前仰韶文化（前6000—前5400年）(2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年）——廟底溝二期文化及河南龍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21)繼承河南龍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了。黃河下游文化區，以泰山為中心的山東地區為主，南延淮河以北，東沿海東北達于旅大地區。其序列為：青蓮崗文化（前5400—前4400年）(22)——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山東龍山文化，亦稱典型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岳石文化填補了山東龍山文化與商文化之間的空隙。
必須強調的是，兩個區域的新石器文化從早期開始就存在互相滲透的現象，但又是各成系統的兩種文化。過去一般認為與仰韶文化相對的是龍山文化，實際上在黃河下游與黃河中游仰韶文化東西相對、平行發展的是大汶口文化。關于兩個文化區的相互關系及與其它文化區的總趨勢，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明確指出：“其前期是以關中晉南豫西地帶為其核心的仰韶文化向周圍擴大其影響為主，其后期則是以東南諸原始文化集中影響于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為主�！�(23)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黃河中游突然衰落，黃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不斷向黃河中游呈現統一的趨勢，以至在黃河中游繼仰韶文化發展的是河南、陜西、山西各具特點的龍山文化。其影響繼續播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黃河上游和長城內外。雖各地龍山文化與山東（典型）龍山文化仍可區分為平行發展而又互相滲透的地區性文化，但總趨勢是都具有龍山文化的基本特征。這種相當典型的匯聚與交融現象，反映著創造這些文化的諸氏族部落集團的交往、斗爭和融合。
長江流域是中華新石器文化另一個最重要的起源區域，也存在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雖然目前還不能像黃河中下游那樣準確地歸納其序列，但其大致輪廓仍然是清楚的。
長江下游，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迄杭州灣地區，北以南京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其序列大體是河姆渡（早期）文化（前5000—前4000年）——馬家浜·松澤文化（前4300—前3300年）(24)——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年）。良渚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年代相當，而文化面貌也有若干共同處，過去曾被認為是龍山文化向南傳播的一種變體。另一方面良渚文化許多內容又是商文化的一個來源。
長江中游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盡三峽川東，北達豫南。其序列目前尚多爭議，暫歸納為：皂市（下層）文化（碳14測定6920±200，約當公元前5000年）——大溪文化（前4000—前3300年）——屈家嶺文化（前3000—前2600年）(25)——湖北龍山文化（約當公元前2400年以后）。其中屈家嶺文化對大溪文化的繼承關系比較明確，且又明顯受仰韶文化影響，在豫南鄂北頗與仰韶文化交錯分布。
還有一點頗饒興趣的是：長江流域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分別受黃河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的影響。但淮河以南是以稻為代表的水田農業文化，以北是以粟為代表的旱地農業文化，雖互相有滲透，但區域劃分是比較明確的。這兩種不同的農業文化各自存在東西相對的兩個區域，同是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最重要的起源之區。
其它對以燕山為中心的長城南北燕遼文化區，黃河上游甘青文化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心軸的華南文化區及北方狩獵與漁獵文化區，目前正在進行較深入的研究與歸納。其中燕遼文化區，由于紅山文化的祭壇和“女神廟”的發現；黃河上游則由于彩陶在黃河中游衰落之后，在黃河上游反而得到發展；華南由于陶器出現于明顯存在農業之前，且年代約略距今9500—10000年左右，明顯早于中原新石器文化等因素，均引起了考古學界與史學界相當深切的關注與研究興趣。北方、西南與西北以及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文化也隨著實物發現的增加，研究工作日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數十年以前，“新西來說”者，主要依據彩陶等文化因素斷定中國新石器文化是從兩河流域與中亞等地傳入，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專家安志敏教授在詳細分析了中國西部的新石器文化各方面內容之后總結說：“目前的考古資料表明，它們是這里的土著，同中國東部的新石器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特別是與黃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更是息息相關。這就注定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徹底破產。”(26)
中華新石器文化的諸多文化區域與系統，都是以土著文化為基礎，在與鄰區文化互相滲透中形成的。其中黃河中下游兩大區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中華新石器文化的主干，并且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這一千年間，形成了文化面貌漸趨一致的發展趨勢。
中華新石器文化還表明，中華大地是世界農業起源的重要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如前一節已敘述的農牧業分布三個發展帶，在新石器時代，其基本格局已經萌芽發展。即以秦嶺—淮河為界，北方是以粟黍為代表的旱地農業區，家畜有豬、狗、雞、黃牛、山羊、綿羊、馬；南方是以水稻為代表的水田農業區，家畜有豬、狗、雞、水牛。到新石器晚期，豬、狗、雞、牛、羊、馬六畜已基本具備。當然，這個界限不是截然不可逾越的，互相滲透的現象同時存在。
粟在磁山、裴李崗遺址中已有遺存，距今8000年左右；稻在河姆渡遺址中也已發現，距今7000年左右。這些都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經過種植的作物品種的最早標本。在秦長城以西以北新石器時代主要是狩獵與漁獵區，后來大多數狩獵部落均發展為游牧民族；漁獵部落則經過長期發展，成為漁獵或農業民族。中華民族這種在起源階段已萌芽的南北農牧三帶經濟區域與民族發展，對中華民族全部發展與形成都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中華民族最早的國家為夏、商，都在黃河中下游。但是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建筑群、(27)遼西紅山文化的祭壇和“女神廟”(28)所包含的殿堂建筑模式與祭天、陵寢等內容均與商周及以后中國古代制度有淵源關系。而紅山文化的玉器群與商代玉器群題材相同，風格有淵源關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與紅山文化玉器群顯系兩個系統，但良渚文化的玉器同樣在商周得到繼承和發展。商周甲骨文字和青銅文化均是以黃河中下游兩個文化區的新石器文化為主要源頭，同時也是其它多種新石器文化內向匯聚熔鑄的結晶，表明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如星火點點，又源源匯聚于中原，聚成熊熊篝火，使古代的中華文化放射出奪目的光輝，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之一。這便是中華新石器文化所揭示的客觀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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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古傳說中的各氏族部落集團及其互相斗爭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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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表明了中華大地的遠古時代實際上存在過許許多多創造這些文化的氏族和若干部落集團。當時沒有文字，遺留下來一些神話和傳說也過于簡單，且經過記錄者整理和改造，其本來面目已難復原。目前，在國內外都有一些專家搜集整理中國遠古神話，特別是已有一些專家開始搜集整理中國少數民族至今還在口頭流傳的有關宇宙、人類、祖先、事物起源等神話，與文獻記錄的遠古神話進行對照研究，已獲得不少發覆識微的成績。同時學者們在古代史、民族史、考古學等各領域，也都在探尋以考古、文獻、民族學多方面材料置于一爐共治的方法，希望對考古學文化的族屬及各民族起源等問題的研究有所突破。
從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開始，即有關于帝（天帝）與祖先崇拜的記錄。春秋戰國諸子，競相征引遠古神話作為其學說的歷史根據或例證。他們互相駁難，對神話的取舍各有異同，因而即使同一神話，各家理解難免互相矛盾。我們只有將他們征引的神話與他們的學說加以區分——把前者當作春秋戰國時人保存的神話史料，后者當作春秋戰國時諸子思想史料分別加以研究——才能從諸子書中找出比較可靠的遠古神話資料來。流傳至今的先秦文獻，大約以《楚辭·天問》與《山海經》為神話淵府。
按照《國語》、《世本》、《大戴禮記》中的《帝系》、《五帝德》的記載，中華民族最早的祖先為炎帝與黃帝。夏、商、周、秦、楚等都出于黃帝一系。徐中舒與唐嘉弘兩教授據以列出其世系簡表如下：（橫線表示父子關系）
誠如徐、唐兩先生所指出：“從上述世系簡表分析，炎、黃本出一父，夏、商、周、楚均出一源。如果完全相信這些世系，從而作為編撰中國古代史的依據，無疑是不科學的，和歷史實際有所?牾�！�(29)
春秋戰國時，人們還知道在“太古”時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30)這是一幅原始群居和母系氏族社會的圖景。關于燧人氏、有巢氏的傳說，大概是遠古洪荒時代先民發現火的功用并鉆木取火與巢居的反映。舊石器時代，已經獲得了這些成就。至于神農氏的傳說，表明了農業已經出現，這是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成就。而關于太昊、少昊、黃帝、炎帝、伏羲、女媧等傳說，反映著遠古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東西南北各部落集團原本奉祀不同的天神與祖先神的情形。按照徐旭生教授《中國古史傳說時代》劃分，中國遠古部落大體是三大集團，即西北的華夏集團，東方的東夷集團，南方的苗蠻集團。
華夏集團包括黃帝、炎帝、顓頊（高陽）、舜（有虞氏）、祝融等族。黃帝族發祥于陜西黃土高原，因姬水而得姬姓；炎帝族則肇端于渭水上游，陜甘接壤地區，因姜水而得姜姓。此后，兩族各有一部分東移。炎帝族順渭水、黃河一直發展到今豫南及豫、冀、魯三省交界地區，黃帝族順著北洛水、渭水及黃河北岸，沿中條山、太行山脈，直到今北京附近。
太昊（?）、少昊（?）、蚩尤均屬東夷集團。其分布：北自山東北部，最盛時達到山東全境，西至豫東，南至淮河南北，東至海。
三苗、伏羲、女媧、?兜屬苗蠻集團。分布以湘、鄂、贛為中心，北達豫南熊耳、外方、伏牛諸山脈間。
以上三大部落集團經過長期交往、斗爭，終至融合成為華夏，就是漢族的前身。徐先生此書作于30年代，50年代進行了較大的增訂。現在考古發現與古史研究證明其中有些劃分不盡合理，但他斷言華夏是由許多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原屬于不同集團的天神祖先神同出一源，反映了華夏本是由不同氏族部落集團融合而成的族體。
按先秦文獻記載：在距今約5000年左右，黃帝、炎帝聯合起來與九黎大戰于涿鹿（今河北涿鹿縣東南），打敗九黎，殺其首領蚩尤，取得了對九黎的決定性勝利。隨后，炎黃又大戰于阪泉（一說與涿鹿同地，一說在今山西運城縣鹽池），三戰而黃帝打敗炎帝，成為黃河中下游大部落聯盟的首領。黃帝、炎帝、蚩尤的戰爭與融合，反映著黃河中下游東西兩大氏族部落集團長期交往、互相影響，最終通過兼并與征服結成穩定的部落聯盟的歷史過程。他們進行戰爭的時期，正好是黃河下游新石器文化承繼發展仰韶文化，在河南、陜西、山西等省都產生了有地區特點的龍山文化的時期。這種吻合，也許是中國歷史上取得勝利的征服者，在文化上反被發展程度比它高的被征服者所同化的第一個例證。
在黃帝以后，堯、舜、禹相繼以禪讓方式成為大首領，實際上是以推舉方式確立大部落聯盟的最高首領。在這個后世發展為強大王朝的部落聯盟中，姜、姬各部落居于優勢，東夷各部落也擁有很大的勢力，幾乎每次禪讓都經歷了東西兩大部落集團的劇烈斗爭，最初的幾個夏王，也都是經過夏夷兩大勢力的反復較量才得以確立的。孟子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31)《史記·六國年表序》說：“禹興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泵献诱饕@些遠古傳說，不失為黃河流域東西兩大部落集團結成大部落聯盟過程中的斗爭與融合的生動證明。
其它遠離中原的氏族部落，因山河阻隔，在先秦時其名少聞于中原，其事鮮見于載籍。不過新石器時代遺存下來的文化證明，那些地區確有不少氏族部落在創造著歷史和文化，后世在這些地區曾興起過許多民族，不斷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創造令人矚目的業績。他們的祖先傳說，或則不斷充實于史籍，或則至今在兄弟民族中流傳，是中華民族起源傳說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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