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世中期氣候轉變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

劉東生 吳文祥

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重要演化進程之一－－古代文明的起源或復雜社會的初現一直是學術界普遍關注并進行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越來越多的例證表明，人類社會發展固然有其內在的演化和發展規律，氣候環境變遷的影響作用也不可忽視。本文在綜合近年來考古學材料和全新世環境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探討全新世中期?大約5500aB.P.前后的氣候轉變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1.5500aB.P.氣候事件 研究表明，5500aB.P.前后氣候轉變是世界上許多地區全新世最為顯著的氣候變化之一。如在太平洋地區，沉寂已久的ENSO氣候開始重新活動；在歐洲，全新世最適宜期停止活動的阿爾卑斯山冰川在5300aB.P.前開始發育（許靖華，1998）；在非洲大約5500aB.P.前后發生了變幅大、影響廣、發生突然的“撒哈拉干旱”事件（Perryetal.，2000）或“氣候危機”（demenocaletal.，2000），并直接導致了非洲地區全新世最適宜期的結束（demenocaletal.，2000）；在兩河流域，對波斯灣海底沉積物堆積通量的變化分析表明，5500aB.P.前后發生的重要氣候轉變（赫爾佐克，1998）。在中國地區，5500aB.P.前后的氣候事件也有較為明顯的反映（施雅風等，1992）；如在我國西部，天山烏魯木齊河源的冰川發生冰進（王靖泰，1981），墩德冰芯記錄也肯定了冰峰出現于5300aB.P.前后（姚檀棟等，1997）；在黃土高原，關中盆地全新世古土壤在6000-5000a B.P.發育中斷，反映了一次較為明顯環境變化（Huangetal.，2000）；內蒙古岱海在5500aB.P.左右出現低湖面（王蘇民，1990）；北京地區5600±100aB.P.前后云杉花粉再次繁盛（孔昭宸等，1982）；在寧鎮一帶大約5800-5000aB.P.，對剖面孢粉分析，推算當時氣溫下降值比現在低1-2ºC或3-4ºC，冷鋒時可達5-6ºC（徐馨，1984）；杭嘉湖平原的孢粉研究也表明低溫值的高峰大約發生在5445aB.P.（施少華，1993）；這次降溫事件在考古學上稱為仰韶中期的寒冷期（呂厚遠，1991）。
2.5500aBP前后的考古學現象 研究表明全新世中期-5500aB.P.前后，世界范圍內的考古學文化也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如在西亞兩河流域，5500aB.P.前后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誕生；在非洲，涅伽達文化II的早期，即5500aB.P.前后，一個個以灌溉為基礎的地方灌溉區文明?“諾姆文明”開始出現；在秘魯海岸，大約5800aB.P.以后不久原始居民開始建筑廟宇；同樣在秘魯，盡管高地農業耕作已經幾千年，但當地先民開始同時食用農產品和海產品這一現象也出現在上述太平洋地區ENSO氣候發生顯著變化之后；在智利北海岸大致同一時期，原始居民的文化也開始明顯復雜化；在日本，Jomon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大型建筑物的修建、埋葬上所體現的階級分化以及代表高級身份、限制分配的商品的開始出現等（Sandweissetal.，1998）。 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證據表明，這一時期中國的考古學文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龍山文化開始取代仰韶文化，社會開始醞釀變革。首先是社會群體內部開始出現貧富分化和社會地位的分化，接著社群之間也出現分化，在考古學遺存中出現中心聚落和貴族墓葬（嚴文明，2000），如大地灣晚期遺址，紅山文化中晚期的牛河梁、東山嘴以及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出現的一些功能特殊、規格較高、面積較大的聚落或遺址群。研究表明，這一時期隨葬武器開始成為時尚，以前的墓很少用武器隨葬，而到了這一時期，在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江浙的菘澤文化、安徽的薛家崗文化和兩湖地區的大溪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則普遍用制作精良的石鉞隨葬，可能表明戰爭開始成為經常性的社會現象（嚴文明，2000），這一時期城堡的出現（Sandweissetal.，1998）也更加證實了這一點。最早的城址當推湖南澧縣的城頭山，其具體年代尚有待于進一步確定，其次是河南鄭州西山土城，距今約5300-4800aB.P.，屬仰韶晚期（楊清，1997）。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山城址發掘的10多個坑內發現仍棄的完整或散亂的人骨，其中一些人骨明顯呈掙扎狀，有的尸骨不全，身首異處，可能說明當時氏族間掠奪性戰爭的情況（楊清，1997）。這些考古學現象的出現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明顯開始復雜化，中國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開始出現，或者說中國古代文明開始起源。 3．5500aB.P.氣候事件對文明起源的可能影響
上述世界范圍內的全新世中期氣候轉變和考古學現象在發生時間上一致性，暗示氣候轉變與這一時期社會復雜化存在某種聯系，但由于目前考古學材料和測年技術等方面的限制，氣候環境變遷對古文化演化影響的機制和過程還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學者嘗試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如西亞兩河流域，研究者認為5500aB.P.干旱事件導致先前比較分散的住民向兩河流域的三角洲地帶聚居，從為灌溉系統的修建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并最終促進了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誕生（赫爾佐克，1998）；氣候轉變在尼羅河流域古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也可能與西亞地區類似。 對于這次氣候事件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影響機制可能比較復雜，鑒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沒有明顯的提高，作者認為這些復雜的社會現象的出現，除了社會本身發展的因素外，很可能還與由于氣候轉變導致的資源緊張和資源的重新分配有關。 研究表明仰韶早中期是我國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當時中緯度地區陸地上的溫度可較現代高2-3°C以上，我國東部平均氣溫較現代高2.5°C（施雅風等，1992）。這一時期是我國原始人口增長和古文化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經過這次增長基本上奠定了中國史前人類的活動范圍和人口規模。 隨著5500aB.P.前后的降溫，史前中國掀起了新的一輪移民浪潮。這次移民與仰韶早中期的移民不同，早期的移民一般是擴張或殖民性的，是為了解決各宜居地日益增加的過剩人口，是從中心地區向人口稀少的邊緣地區疏散多余的人口，遷徙的方式是和平牧歌式的（曹兵武，2000）；而這次遷徙主要表現為從四周向中心地帶遷徙，從高地向變干后適合住居的低地遷徙，遷徙的結果是對新資源的開發，意味著多個社會共同體對同一資源的瓜分。在這種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中，社會共同體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另外，5500aB.P.前后降溫直接導致的糧食減產，也大大增加了人口壓力與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時期，燕遼地區紅山文化中晚期出現了牛河梁和東山嘴遺址、甘青地區葫蘆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現的大地灣遺址，它們的出現除了與原始宗教可能有關外，更可能是在資源緊張狀態下的一種文化調整。首先，資源緊張也會導致私有觀念的產生，社會矛盾的激化，從而促進復雜社會的產生；另外，一些宗教設施的出現還可能與先民對環境轉變所帶來生產上一些不利因素的反映有關，因為比起前氣候最適宜期，5500aB.P.以后的氣候則不如前期風調雨順，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社會，古人可能通過宗教上的一些儀式來乞求風調雨順，以保豐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氣候雖然發生轉變，但畢竟是發生在全新世適宜期中的氣候轉變，因此不足以對人類活動產生特別不利的影響，相反一定程度的氣候轉變帶來的刺激反而可能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此時，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視。
劉東生（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吳文祥（北京大學城市環境學系北京10002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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