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長江文化研究的若干問題劉玉堂 近年來，長江文化已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尤其是上世紀末在湖北舉行的“首屆長江文化暨楚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開的“三星堆文化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隨著《長江文化研究庫》的推出，長江文化研究作為一門“新學”，越來越引起世人的矚目。 長江文化研究之所以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我以為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需要。其一，在國際大文化格局中，流域文化的研究、開發和建設已成為世界性潮流。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河流文化，如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尼羅河、萊茵河、多瑙河、伏爾加河、恒河等大河流域文化，正日益引起世人的關注。作為世界第三大河流的長江，其流域文化的研究受到重視就是勢所必至。其二，長江流域的歷史傳統、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同朝鮮、日本和地處南亞、東南亞地區以及其他環太平洋地區的國家有著至為密切的關聯。據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預測，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面對飛馳而來的“太平洋世紀”，長江兒女又焉能無動于衷？其三，中華文化主要是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黃河文化為標識，南方以長江文化為表率。二元耦合的態勢雖因時而異，二元耦合的結構卻始終存在。長期以來，黃河流域文化被當作中華文化的唯一搖籃，而長江文化卻遭到不應有的冷落。這一“熱”一“冷”的不正常現象，也呼喚著人們把長江文化研究早日提上日程。其四，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長江流域的重大考古發現接踵而至：我國境內最早的古人類化石發現于四川巫山和云南元謀，我國發現于湖南澧縣和浙江余姚的人工栽培稻或許是世界上最早的，我國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青銅雕像群出土于四川廣漢，還有蘇、浙、滬三省市發現的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鄂、贛、皖三省境內發現近百處商周時代的礦冶遺址，以及鄂、湘、豫、皖四省楚墓出土的大批青銅器、漆器、絲織品等，無不給學術界以巨大震撼，促使人們對長江文化的成就、特色和地位作出新的思考。其五，改革開放以來，長江文化在中華民族發展中愈益發揮出突出作用，顯示出先導性。我國政府根據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的態勢和東南沿海全面開放的趨勢，確立了建設橫貫東西、帶動南北的產業密集帶的“T”型戰略決策。尤其是隨著上海浦東開發區的建設，蕪湖、九江、武漢港的對外開放，長江防護林工程的啟動，三峽工程的修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及南水北調工程的上馬，長江文化的研究和開發已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課題。顯而易見，長江文化研究，對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文化的演進，對于從整體上認識長江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握長江的歷史與現實、政治與經濟、民族與文化以及研究它與東南亞、南亞乃至環太平洋地區的古今文化交流，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具有非常廣闊的前景。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中華文化主要由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這二元耦合而成，而且長江文化的整體水平并不比黃河文化遜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何人們對黃河文化的青睞和對長江文化的冷漠會形成如此強烈的反差？我以為，這種強烈反差的形成，導源于以下三“差”，即政治中心的“位差”、考古發現的“時差”和文化學者的“視差”。 先說政治中心的“位差”。中國歷來的政治中心大都在黃河流域，由此形成了一種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政治文化，而中國古代的史官文化又是受政治文化制約的，政治上的“中原正宗”必然導致文化上的“黃河一元”。《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載袁準勸曹爽的一段話，便表露了中國古代士人的普遍心態：“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抗衡�！边@里的“技”即指文化，這里的“中國”即指中原。久而久之，人們很容易作出這樣的邏輯推理：既然中華文明的搖籃只有一個???黃河，那么文明的誕生和發展就不應該偏離黃河這條軸線。 再說考古發現的“時差”。長江流域的重大考古發現，尤其是新石器時代的一些重大遺跡基本上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才發現的，如屈家嶺文化發現于1954年，河姆渡文化發現于1973年，大溪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馬家濱文化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而對其文化特征與類型的確認已到70年代了。同樣，雖然良渚文化最早發現是1934年，但其名稱則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才定下來。與之相反，黃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大多在本世紀20年代就發現了，如仰韶文化發現于1921年，馬家窯文化發現于1923年，齊家文化發現于1924年，龍山文化發現于1928年，只有大汶口文化例外，發現于1959年，即便如此，它仍早于長江流域大多數文化的確認和定名時間。至于1951年發現的青蓮崗文化，則很難把它劃入黃河流域或長江流域的范疇。這就是說，黃河流域的考古發現使得一些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較早地認識了黃河文化，而當今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有不少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傳統觀點的沿襲和發揮。盡管20世紀50年代以來長江流域原始社會遺址的考古發現大大超過了黃河流域，但“先入為主”所形成的心理定勢一時還難以扭轉。 正是由于政治中心的“位差”和考古發現的“時差”，才導致了文化史研究者的“視差”。在某些文化史學者看來，所謂中華文化，庶幾成為黃河文化或曰中原文化的同義語。于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展的關于傳統文化的研究和討論，大多偏重于一條河流???黃河、一個學派???儒學、一種宗教???佛教、一批都市???北方古都，以及某個時代的社會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而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長江流域文化，則幾乎未能進入某些文化史研究者的視野。
長江文化的特殊地位和研究現狀，迫使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個歷史和現實賦予我們的重大課題???長江文化研究。而這種研究首先便涉及到長江文化概念的界說。 長江文化的基本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長江文化，是以長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埋位置優勢以及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基礎的具有認同性和歸趨性的文化體系。換言之，即長江流域的一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合。其概念內涵既有專門性、特指性，又有包容性、序列性。狹義的長江文化，是指文化地理學或歷史學意義上的長江流域文化。它遠祧仙人洞文化、彭頭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濱文化、大溪文化、北陰陽營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和西南、華南地區一些尚待確認定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蘊藉滇黔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容納巫覡文化、儺文化、道教文化、南方佛教文化和江南士族文化；包孕近代湖湘文化、海派文化、嶺南文化及閩臺文化；發展為現代革命文化和當代社會主義新文化。 長江文化作為一個時空交織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復合體，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勢必形成一些帶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質???創新、進取和開放。 長江文化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文化創造活力。水稻的栽培和推廣，是長江文化為人類作出的巨大的開創性貢獻。迄今我國共發現新石器時代含人工栽培稻的文化遺存約60處，95％在長江流域。其中時代最早的水稻遺存在長江中游的湖南澧縣彭頭山，距今8000年以上；其次在長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年。二者不僅早于黃河流域出土的最早的稻谷遺跡，而且比已知國外最早的稻谷遺存???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市馬哈加拉遺址的稻谷遺跡約分別早2000年和1000年。因此，說稻作文化由長江流域向環太平洋地區乃至世界播遷，不為無據。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哲學，也是在長江流域創立的。黑格爾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而“老子卻說到了某種普遍的東西，有點像我們在西方哲學開始時那樣的情形”。由老子發其端、莊子衍其緒、屈原推其波、荀子善其終的唯物主義天道觀，不僅為漢代道家建造完整的宇宙結構奠定了基石，更為中國哲學的獨立發展開辟了道路。在中華民族實現文化自覺的歷史過程中，長江文化更有開榛辟莽之功：中國共產黨創立于上海，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主要來自長江流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早期的根據地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中國現代史上不少重大革命活動和歷史事件也都發生于長江流域。所有這些，無不表明長江文化具有蓬勃的朝氣和創新的偉力。正由于長江文化有著創新的特質，它才能生生不已，歷久彌新。
要想保持創新的活力，必須有進取的精神。文化的進取特質，是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一種文化是否具有進取的銳志，是決定它是否具有超前性或前趨性發展力量的重要標準。長江文化正是一種銳意進取、矢志開拓的文化。試從長江文化的第一個輝煌期???春秋戰國時期來看，無論是巴蜀北抗秦隴、內結羌濮以至成為西南強國，還是楚國篳路藍縷、轉弱為強，一躍而為春秋五霸之一和戰國七雄之長，或是吳國的北進西突、東拓南征和越國的臥薪嘗膽、發憤圖強，都表明了一種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正是憑著這種精神，它們分別創造出璀璨奪目的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和吳越文化，鑄造了上古長江文化的輝煌。長江文化的進取特質在中華文化邁向近代文化的變革中表現得尤其突出，試舉兩例說明：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至1898年間維新派共組織成立學會78個，僅湖南就有18個，居首；上海有17個，居次；兩地之和已近半數。而作為京師的北京，只有14個。又據有關資料表明：1895年至1898年間，全國創辦的主要報刊31種，60％分布在長江流域。其中有廣泛影響的3種報紙???《強學報》、《時務報》、《國聞報》，前兩種都創辦于長江流域�！稄妼W報》闡述變法之必要，自強之亟需，影響既深且巨；《時務報》以宣傳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為宗旨，不數月間，風靡海內外。可以認為，在中華文化進行社會體制變革、走向近代的探索中，長江文化一直是居于前潮。 不過，創新也好，進取也好，一種文化如果離開了開放的精神，終究會停滯萎縮乃至消亡。從長江文化的整體功能來看，它是一個開放的文化系統。所謂開放性，一是指它具有兼收并蓄、容納百家的恢弘氣度，在充分認識自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和融匯異質文化的養分，不斷地更新和增宏自己；二是指它在吸收異質文化養分的同時，源源不斷地輸出自身的文化能量，給異質文化以影響。這里同樣以先秦時期長江流域的三朵爭奇斗艷的文明之花???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為例：楚人以“撫有蠻夷，以屬諸夏”的博大胸懷，擇善而從，為我所用，包容了一切有生機的文化。以至有的學者對楚文化作了這樣的分解：其文化主流雖可推溯到祝融，但其干流是黃河流域的華夏文化，支流則為蠻夷文化，三者的交匯合流，才構成了典型意義的楚文化。吳越文化也不例外，齊人孫子入吳傳授兵法，吳公子季札赴魯觀禮和楚人文種、范蠡入越治軍、輔政、筑城，顯示出吳越文化的開放襟懷。據有關學者研究，甚至早在四五千年之前，犯艱歷險的越人曾率領船隊前仆后繼地來到了太平洋各島嶼，并抵達南、北美洲，奠定了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基礎，加速了中華文化的海外播遷。巴蜀文化不僅吸收了楚文化、吳越文化、滇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先進因素，而且還吸收了西亞文明、東南亞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的某些養分。同時，它又將自己的文化傳播到上述諸地。秦漢以后，長江文化的開放精神有增無減：在中華文化重心南移的過程中，長江文化積極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先進內容，率先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在中華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中，幾乎總是以上海為龍頭，以長江流域為龍身而起舞，從而演繹出一曲曲波瀾起伏、雄奇壯觀的歷史活劇。
斗轉星移。時至今日，長江流域仍是風光佳麗之地，文化昌盛之區，人才薈萃之鄉，一言以蔽之，長江文化仍自有其優勢、生機和魅力。作為立志于研究長江文化的學子，應該有“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和“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為長江文化的研究、開發和建設竭智盡力！
原載《光明日報》200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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