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象唐代一樣，進士科原則上年年開考。但是，愿意參加科舉競爭的人很少，因此，奪個狀元要戰勝的對手比北宋中期以后少得多。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零星的資料來考察這一問題。
先看中原5朝的情形。
《舊五代史·梁紀》載，后梁開平二年（908年），“正月癸酉，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這是說，當年各地薦送上來參加國家級考試的共157人，都受到朱全忠的接見。即使這157人全是進士科考生，該科狀元崔邈（見《登科記考》卷二五）所面臨的對手總數不過157人。
《唐摭言》卷一指出：在唐代，每年僅參加進士舉的“常不減八九百人”。兩相對比即可見五代士子參加科舉競爭的積極性之低。
其實，這157人中包括明經、明法、三禮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非所有的進士科考生都是強有力的競爭者，他們中有的只是到考場“觀光”而已。這年錄取了18名進士（見《登科記考》卷二五），崔邈真正要認真對付的對手只有17人。
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樣，一般國家級考試只考1次，便可由知貢舉將取舍與名次全都定下來，所以崔邈要戰勝所有進士科參試者也好，只戰勝17個強勁對手也好，都是1次搞定的（見《舊五代史·選舉志》），不需要再費別的力氣。
《記考》卷二五引《冊府元龜》、《五代會要》云：開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知貢舉姚洎奏曰：“曩時進士，不下千人，嶺徼海隅，偃風響化。近歲觀光之士，人數不多……”可見，參加這幾年進士考試的人數都跟開平二年差不多。所謂“曩時”，是指唐朝；這里所謂“進士”是指進士科參試者。唐時，光進士科參試者已達“千人”，而現在，諸科考生合起來才一百幾十人，足見懸殊之大。這年共取15名進士。狀元徐寅①以長于作賦而聞名天下，本來在唐末已考取進士，由于時局動蕩，只謀到一個秘書省正字的微職，一點被重用的跡象也沒有，頗不甘心，這次重新參試而奪魁，他須認真對付的競爭對手只有14人。
后漢乾?元年（948年），刑部侍郎邊歸讜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眾，動應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不精，即人文何取？請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舉人文解者，并須精加考校。事業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興能之路。”（《登科記考》卷二六）朝廷采納了。
這道奏章告訴我們：五代之初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甚少的情況，通過30余年各政權的政策鼓勵，加之地方政府選送時尺度越來越松，已大有改觀：參加考試的舉子慢慢多起來，致使“諸色貢舉人”“多至二千三千”，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6次。也就是說，包括明經、三禮、明法等科在內的參試者最多時達到3000人。當然，這跟唐時僅進士一科考生“不下千人”仍有距離。即使進士科參試者超過平均數，因其中很多人是屢考不中者，競爭力并不強，只是增加了知貢舉組織考試的工作量。這年取進士19人，狀元待考，實際他要戰勝的硬對手仍只18人。
據《記考》卷二六引《冊府元龜》載，后周顯德六年（959年）“正月壬子，對諸道貢舉人石熙載等三百余人于萬春殿。”大概是經過后漢的整刷，地方官選送時把關嚴起來了，于是延至后周時，參加考試的人數又大為減少。這300余人即令都是進士科的參試者，其實也不算多。這年取進士10人（同上），狀元未見記載，他要戰勝的對手才9人。
據《登科記考》，整個中原5朝，每次考試所錄取的進士一般為幾人到十幾人，最多的一次是后漢天福十二年（947年），為25人，算破天荒了。
再看周邊幾個小政權的情形
我們拿資料比較多一點的南唐為例。南唐疆域較大，且經濟、文化都是當時最為發達的（《五代史話》第9頁）。它自保大十年（952年）始的17舉共取進士93人（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六），平均每次取5.47人。對狀元來說，真正強有力的對手尚不足5人！可見，在周邊各國奪魁更為容易。
通過比較才能說明問題。
上面的論述中，已就參試人數跟唐代作了簡單的對比，其實，這還不是很說明問題。因為唐代也是年年開考，而且每次錄取的進士人數也不多（見《登科記考》各卷及《文獻通考·選舉考》），所以唐代狀元所要戰勝的對手也是比較少的。
下面，我們主要跟宋代作些比較，問題就會看得更清楚些。
宋代殿試始于宋準榜（973年）（《續資治通鑒》卷七）。開始，進士科錄取了宋準等10人，諸科28人，由于有人告狀說考選不公，太祖命將考完了3場而落選的舉子全部造冊上報。結果進士及諸科共報上來360人。最后選中其中195人進行殿試，由太祖親自主持，共取進士26人、諸科101人，宋準仍為進士第一名（同上）。
宋準奪魁考了兩回。第一次的強對手9人，第二次強對手25人。顯然，他奪魁比五代哪個狀元所費的力氣都大。這還只是宋初的情形。
自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呂蒙正榜開始，殿試錄取新進士突破100人（此時還不是等額錄�。ㄒ姟端未鸂钤嬲�·宋代狀元譜》第9頁）。這就是說，自呂蒙正開始，宋代狀元先要在省試（即會試）中爭取不被刷掉，然后在殿試中亦要確保不被刷掉，才有可能在勝過100名以上的強對手后奪魁。
北宋中期以后，每科錄取的人數逐步增加。真宗朝考過12次，共取進士1711人（見《宋史研究集刊》第89頁），平均每次142.58人；仁宗朝考過13次，共取進士4615人（同上），平均每次已達355人！
北宋錄取進士最多的一年是宣和三年（1121年），達805人（見《文獻通考·選舉考》）；而南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那一次更達998人（《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三）！
連跟南宋對峙的少數民族政權金王朝，其錄取進士最多的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丁巳一科也達925人（見《金史·選舉志》）！
顯而易見，就必須戰勝的強勁對手的人數而言，五代狀元跟北宋中期以后不可同日而語。
就一般對手而言，宋代見諸記載參試舉子最多的一年是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各科舉子匯集京師竟達44，562人！這年錄取進士38人，諸科181人，共219人（見《續資治通鑒》卷五一），平均錄取比例為203.48：1。估計最熱門的進士科錄取比例應遠遠小于平均數。可見，該科狀元孫暨（同上）要保證會試不被刷掉的難度之大。這也是五代任何一個狀元都無法比擬的。
總之，五代狀元所須戰勝的對手甚少，是因為參加考試的人數本來就少。
這參加考試的人數少，又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最根本的原因是：當時的多數讀書人已經喪失了參加科舉競爭的熱情。一般說來，國家越是統一，政治越是清明，人們，特別是讀書人就越是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信心，越是躍躍欲試，積極參加各種競爭，希望能尋找機會一展才智，建功立業。五代時期，國家分裂，政局動蕩，不僅嚴重地影響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極大地挫傷了讀書人參加科舉競爭的積極性。上引姚洎奏章“曩時進士，不下千人”等語正好能說明這一點。
其二，年年開考，又將少數愿意參試者分散開來。唐代也是年年開考，但那時國家統一，幾乎每個讀書人都積極參試，貞元七年（791年）狀元尹樞奪魁時已70余歲（見《登科記考》卷一二，總第457頁），可見唐代讀書人參與科舉競爭的勁頭之大，即使年年開考，每次參加考試的人數還不是太少。五代這樣一分散，平均每次參加進士科考試的人就少得可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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