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研究是一個需要國際學術大背景的課題

易建平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世界開始了又一輪大規模的文明與國家起源問題的探討。將其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再次興起的起源討論比較，可以發現，在中國，是考古發現以及其他實證研究遠遠走在了理論的前面，理論探討嚴重滯后于實證研究；在西方，則是理論突破極大地推動了實證討論。更有一個大的區別是，總體上，西方世界的研究是在國際學術界范圍內進行的，我們在起源問題上的工作，卻是相當孤立地進行的，尤其與西方學術界是相當隔絕的。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們在理論研究方面的滯后，也許就是它的一個后果。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問題的探討，要想取得較大進展，首先需要在理論方面有所突破，這就需要國際學術的大背景，需要我們不僅了解自摩爾根以來國外新的理論，同樣需要我們了解別的地區相關相似問題的實證研究，否則容易形成坐井觀天、閉門造車的局面。 　　比如說，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國家，就是一個絕不可能僅僅使用中國材料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這是研究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一個不可回避而急切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我們知道，概念的問題，定義的問題，面對的不是某一個單獨的事實，而是某一類所有的事實，因而在社會科學領域，要對某一個研究對象進行定義，使用的方法首先是歸納的方法，而歸納首先需要搜集整理盡可能多的事實材料，如果不說全部事實材料的話�，F在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的，又是自摩爾根以來一百多年世界范圍內的新材料新成果，并且，許多仍舊是我們所不知道所不熟悉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革命性的發現。不研究這些新的材料新的成果，僅僅依靠一部一百多年前的《古代社會》與中國材料，又怎么能夠給文明與國家重新定義？不知道埃及、兩河、印度、中美洲、南美洲的情況，在中國考古挖出某種東西，就斷定挖出了文明，又怎么與他人對話，讓他人信服呢？這是不是文明，首先要看，在世界其他地區，挖出這種東西，是否就是挖出了文明；沒有挖出這種東西，是否就可以認定，那個地區的文明就還沒有產生。定義的問題，首先需要我們前后左右進行對比，這不言自明。 　　具體落實到文明和國家起源的標志問題上，舉個例子，比如說，世襲制度的問題。根據摩爾根的理論，世襲與否，是平等自由的氏族社會與國家社會之間在權力制度方面的一個分界標志，因此中國學者許多人把夏啟的世襲看作是中國國家形成的標志。記得王和先生曾經對此提出過反對意見，這十分有道理。單獨來看，夏代的世襲制度確實與以前的舉賢制度大不一樣。但是，據此是否就可以聲稱中國國家形成了呢？恐怕還不能。國外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表明，早期國家雖然常常實行世襲制度，世襲制度卻決不是國家社會的獨有標志，更不是所有的早期國家都實行世襲制度。早在游團階段部落階段世襲制度就有發現，在酋邦階段更是廣泛存在，這謝維揚先生作過很好的介紹。從另外一個方面說，在一些地區，比如在希臘，有的國家的起源，一個重要標志可以說就是世襲“王”權的廢除。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典。因此，把夏啟的世襲當作中國國家形成的標志，是否合適，恐怕還應該比較研究一下別的時期別的地區的情況，才能下結論。
又比如，城市，常常有許多學者把它當作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標志。但是，像斯巴達那樣，在整個文明的形成過程中，以及在國家形成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根本就沒有城市，國家起源又以什么作為標志呢？ 　　文字也是如此。印加是一個巨大的帝國，人口一度達到數百萬甚至更多，這個國家卻沒有使用文字。 　　還有規模。陶寺、二里頭遺址，都有3百多萬平方米，在那兩個地方，估計曾經各有居民在3萬左右。如果僅以規模來作國家產生的標志，把它們都當作國家，那就需要解釋，當代大多數人類學家何以仍舊把夏威夷前殖民社會稱作酋邦，而不是國家（當然，這并不是不可爭議的）。夏威夷群島面積約有6，446平方英里，在1778年，7個大的島嶼上共有20萬到30萬人口，分為4個大的酋邦，其中最大的酋邦人口達到10萬。國家的形成需要一定的規模，然而，未必人口達到多少萬，面積達到多少百萬平方米，國家就一定產生。反過來說，也不是達不到這種規模，就一定不能產生國家。在古代希臘，我們知道，許多城邦國家的公民數目在數千人甚至數百人。小國寡民這一現象當時如此突出，以至于希臘思想家們往往認為，一個城邦的最佳公民數目多也不能過萬人。吉爾伽美什時代的蘇美爾城邦，公民數目一般大概也只有幾千人。古代印度有關人口數字的記載，大多難以為據，但從不少材料中可以推知，諸共和國與君主國的人口數目，不會與希臘蘇美爾一般城邦的數目相去太遠。 　　關于階級與國家起源的關系，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國外，許多學者，比如弗里德（MortonH. Fried），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是國家產生基礎的觀點，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重要的學者，比如塞維斯（ElmanR. Service），認為國家的起源與階級無關。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一些看法似乎需要重新作些審視。比如，階級一產生，是否國家必然隨之產生。王和先生曾經提到，涼山彝族奴隸制相當發達，卻無國家產生。這一現象就需要認真探討。又比如，傳統觀點認為，國家起源的最初推動力，一定來自于一個社會內部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斗爭，而階級關系首先是在一個社會內部產生的。我的老師廖學盛先生研究希臘羅馬早期社會之后卻證明，早期的奴隸主要來自于血緣關系之外。由此是否足以推論，如果階級斗爭的確是國家起源的基礎，那么，早期國家產生的最初推動力，主要不是來自于一個社會內部的斗爭，而是來自于一個社會與其他社會之間的沖突？這種觀點在國外也有許多學者支持。
關于中國早期國家政治形態，也有一個重要問題，常常有人將大型建筑或者大型工程視作中國專制政治的標志物。可是，如何解釋，阿茲特克的大型建筑與非專制政治并存的現象呢？這個國家的市政建筑與宗教建筑為世人所矚目。它的政治制度的性質，在中國學術界尚有爭議，但國外一般認為這是一個非專制制度，甚至有人明確認為這是一個民主制度。比如具體來看，有人指出，在阿茲特克，一次挑選新王，王位侯選人可達20人以上；并且，挑選王位繼承人的工作，有人認為是由所有貴族都參加的一個大型會議來進行的。 　　當然，不是說中國學者完全沒有注意到國外相關的發現和研究情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童恩正、謝維揚、王震中等人對酋邦之類問題的關注，即已表明了中國學者在這方面良好的開端。然而，也應該承認，這僅僅是一個開端而已。與近幾十年來我們在中國原始社會和夏商周考古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相比，這種努力還遠遠不夠。何況，童恩正以及其他一些中國學者的介紹，無庸諱言，不僅很不系統，有的方面甚至不可避免地還有著一些不夠準確的地方。比如，有的學者提出“酋邦王國”概念，就是一例。酋邦屬于原始社會，王國屬于國家社會，分屬兩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而且，酋邦是酋長所轄之區域的意思（chiefdom=chief-dom），王國是國王所轄之區域的意思（kingdom=king-dom），既是酋邦，就絕無可能又是王國。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糅合在一起，竟然這么長時間無人指出過其不當，這反映出我們與國外學術界依然十分嚴重的隔絕狀態。順便提一句，酋邦問題，牽涉到文明與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道路問題，牽涉到在中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占有統治地位的摩爾根的理論，也即部落聯盟等等理論，在我們以后的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的研究中，是否不經補充、修正、發展而可以繼續簡單套用的問題，實在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峙碌贸姓J，我們現有的摩爾根的理論，在解釋許多重要發現的涵義時，比如陶寺大墓發現的涵義時，顯得有些吃力；而國外學術界在相關的理論領域，自摩爾根以后已經取得了長足大步的進展，更能夠解釋一百多年來世界范圍內新的材料新的發現。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簡單地將它們拒之于門外。 　　總之，我以為，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問題，它還是一個比較研究的課題，不能孤立地進行探討。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國史學者可以單獨完成；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討論，卻應該有理論工作者和外國史研究者的大力參與。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 2001總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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