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文化的新探索

---近年來夏禹文化研究述評

譚繼和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夏代是中國由史前時期向文明社會演進，由部落向國家演進的完成階段。而大禹作為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第一世帝王，則是這個完成階段的臨界點和結穴點。欲探索整個夏代文化，不能不研究夏的先祖鯀和禹的時代在由史前向文明演進歷程中處于怎樣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地位，又是如何成為古代文明起源的結穴點的？這是夏代文化研究中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

　　自80年代以來，由于對二里頭文化類型的確立和探索，夏代文化已在考古學上找到了自己的坐標位置，并出現了新的研究趨勢：一是由綜合性研究向分時期的階段性研究發展。整個夏代，可分階段如下：禹時代是先夏文化的時期，夏啟到太康中興是夏文化前期，太康中興至孔甲方神是夏文化后期，孔甲至夏桀之亡是夏文化的末期。這幾個時期都有學者分別加以研究，而四川學者的研究則多集中在以禹為代表的先夏時期課題上。二是由重點集中于河洛地區夏文化的研究，向晉南地區的“大夏”、“夏墟”文化研究，山東二斟氏文化的研究，安徽涂山──南巢夏文化的研究和四川“禹興于西羌”的研究等分區研究擴展，出現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特別是把大禹文化作為夏文化之源加以探索，是四川學者近年來著重致力的工作。從1995年以來，四川學者每年都要聚會于都江堰市龍池，以大禹及其文化為主題開展熱烈的討論，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并為此在四川省歷史學會內組織了夏禹文化研究委員會，團結史學界、考古學界和水利學界的同仁，大大推動了對夏禹其人及其出生地、夏禹文化西興及其向東傳播的深入研究。現將研究中的主要觀點和問題，綜議如下：

一、夏禹與西蜀的關系

　　文獻有“禹興于西羌”、“禹生石紐”之說，引起不少學者討論的興趣。李學勤認為：“禹生于今四川的傳說起源甚早”，“有著相當深遠的歷史背景”。近年來，四川學者對這一“歷史背景”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夏禹文化與古羌文化、古蜀文化有著淵源甚長的親緣關系。所謂“禹生于西蜀之地”，實質就是研究先夏文化是發源于西蜀的問題。林向從古城、字符和對龍的崇拜三方面的不同對比，證明夏禹與古蜀有文化上的同源關系。他認為：(1)“夏鯀作城郭”，顯示古羌人亦即夏人有過筑城時代，這同古蜀人的成都平原寶墩文化為代表的古城時代是一致的；(2)禹字與蜀字都從蟲，這個“蟲”符就是“龍”符，禹與蜀都是顓頊系的龍子龍孫；(3)三星堆“建木”青銅樹和羊頭龍令牌，東周巴蜀青銅器的手心紋，表明巴蜀有對夏禹神龍崇拜的習俗�？傊�，“夏蜀同源問題既于文獻有征，又得地下出土物的印證”，“是無須懷疑的了�！�

　　李紹明則從民族學資料與文獻學相結合的角度，提出禹與羌同一族源說。他著重分析了羌族的白石崇拜是從古至今的傳統，與有關禹和啟的白石──“血石”崇拜的記載和遺跡，是一致的，“不難看出禹與羌實有著族源與文化上的密切關系�！睏罟獬蓜t提出了“夏羌文化”的概念，認為，它形成于夏禹時代。李茂則把夏羌文化視為“中華民族凝聚力”“最根本最內核的基因。”顯然，“夏羌文化”概念是否即中華民族最根本的“基因”，這還有待于討論。但夏和羌在文化習俗上確有很深的淵源關系，這是無可否認的。

　　祁和暉雖然承認“在血緣上，夏禹人與古羌人、古蜀人有著淵源”，“但是否就是羌族祖先或巴蜀先民祖先，則勿輕定”。她主張“夏禹族屬華夏”，“夏禹是華夏文化族的共同祖先”。這一觀點顯然植根于族屬問題的實質是文化問題而不是血緣的理論，具有啟發性。

　　林向從羌戈大戰的分析中認為禹為從西北南下岷山的羌人。譚繼和續申其說，認為羌戈大戰的傳說是禹為代表的橫目羌人與戈為代表的縱目蜀人之爭的歷史影子。戈人即斟戈(灌)人，“有可能就是蜀王的第二代柏灌”，“是被羌人打敗了而后臣服于羌部族的戈人，后來隨夏遷到了中原，夏滅亡后又遷到了山東。”

　　馮廣宏更進一步認為，“夏禹文化與蜀史之間有一個結合部，是一塊新的天地”，值得我們探索。他從諸種文獻所記述的各代蜀王的年代的不同和岐異的比較中，找出魚鳧氏到杜宇氏之間“至少有1800年的空白區”，而這一空白區正是大禹和蜀山氏及其祖先顓頊活動的年代。他認為“大禹史事補充了古蜀史的空白”，這是極有價值的創見。

二、成都平原古城文明與大禹時代

　　近年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對新津縣寶墩村、郫縣古城村、都江堰芒城村、溫江縣魚鳧村、崇州雙河村和紫竹村等六座古城遺址的發掘，展現了成都平原相當于中原龍山文化晚期、下接夏商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古城址文化面貌及其前后銜接的演變過程。這六座古城同三星堆古城遺址構成了成都古代城市文明的發展輪廓，證明成都平原是長江上游古文明起源的中心。它也說明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同古蜀城市文明的起源相一致的。王毅等把它命名為“寶墩文化”。由于寶墩文化距今約4500年至3700年，這正與文獻上的虞夏時代相當，因此，不少學者對二者的關系從多側面進行了探討。王毅、蔣成、陳劍比較分析了大禹時代與成都平原早期城址考古成果所反映出的社會發展狀況和水平，發現二者存在驚人的相似性，應大體處于同一社會發展階段，這從考古上證明夏禹文化與成都平原古城址有一定聯系。王純五認為，成都平原古城文明的開發史就是治水的歷史。古城址與古河道有密切的關系。他發現芒城遺址、雙河遺址、紫竹遺址、寶墩遺址正位于岷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文井江古河道的上、中、下三個地域，魚鳧城則位于古岷江干流，郫縣古城遺址則位于《禹貢》江沱古河道近旁。這些地域正是成都平原農業開發和陶器制作最早的地區之一，這與夏禹治水始于江漢，發源于岷江，正好處于同一時期。古城文明正是大禹治水的結果。

　　譚繼和進一步就古城址面貌與夏禹時代關系作了分析。他認為：(1)鯀作城即龜作城。聞一多認為即成都平原的龜城，說明成都平原上曾經歷過作城遷徙的時代，正與蠶叢氏“民無定居，隨其所在致市焉”的情況相當。(2)夏人尚黑。趙光賢認為夏文化是灰陶文化。這正與寶墩文化器物多為泥質灰陶和夾砂褐陶相當，也可稱為“灰陶文化”。(3)成都寶墩文化時代與先夏時期相當。因此，成都寶墩文化極有可能是先夏文化。

　　以上看法，由于六座古城發掘的城邑布局、遺物的社會發展水平、建筑樣式及內涵還不十分清晰，因此，還帶著很大的猜測性。不過，把“古城”考古與文獻記載對照是有相當意義的。我們知道，我國文明的起源大體經歷了農耕聚落形態──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形態三大發展階段。后兩種形態正與從酋邦發展到國家的階段相當。成都平原古城址正是中心聚落階段也即方國酋邦階段的體現，正是由史前到文明起源的過渡時期。弄清成都平原古城文明時期的社會性質和文化內涵，對于研究巴蜀文明的淵源、初發地域及發生過程，進而研究巴蜀文明的結構體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目前，這種研究還僅是一個開端，還有待于深入發展。

三、夏禹文化的內涵

　　對夏禹文化的內涵，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較多的學者主張夏禹文化的內涵是治水文化。熊達成認為“大禹治水的勝利”，“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水文化思想體系”，“由于對江河干支流系統的了解，產生了江漢朝宗于海的‘中華大一統’的共識”�！按笥怼�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的治水戰略，至今還在起作用�！薄按笥碇嗡�的精神，即大仁、大智、大勇的精神”，是禹文化的精神核心。熊老上述意見著重從精神文化內涵上闡述了夏禹文化的特征，具有卓見。馮廣宏、周烈勛、陳渭忠等均就此加以發揮，進一步闡述了禹文化與治水的關系，與岷江水利的關系，使得岷江水利工程與大禹治水發生了歷史聯系，這是近年來四川學者研究禹文化的一項重要成果。

　　譚繼和則從文化學的角度對大禹文化的內涵及其來源加以了特殊的分析。他認為，“禹文化就是西羌人的文化。夏文化的發源地在西羌。岷山西羌是江源文明最先發展起來的地方。以江源之地的水文化為動力，形成為高陽氏家族公社與高辛氏農村公社兩個部族結為聯盟的的農牧經濟。夏后氏與蜀山氏世為婚姻，是父系家長制家族公社與母系母權制農村公社長期聯盟關系。夏后氏在西蜀地區屬于低等農業的農牧經濟階段，通過治水發展為高等農業，東遷中原后就成為經濟比其它族更發達的高等農業部族”。馮廣宏則主張，“夏禹文化是以大禹為中心的文化表現。從時間上說，處于夏文化的開端，它是夏文化的淵源�！饼堬@昭對夏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加以了進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夏禹治水成功，開創了我國的農耕文化，隨之而產生了觀象授時的‘夏歷’，使人民在農業文明中過著定居的生活，通過觀天象，依農時，從事農業生產，創造社會財富。夏言、夏禮使古老的中華民族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大體相同的思想行為規范，并由此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共同心理素質。”“夏禹所開啟的一代文化正是我們的根、我們的源�！�

　　關于夏禹文化的內涵問題是十分復雜的一個命題，顯然應該從多層次多方面去加以解剖，然后才談得上總體的把握。目前的研究還僅僅是初步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研究夏禹文化內涵，因為這是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歸宿處，就涉及到由史前的游團──部落階段如何經由酋邦階段向國家文明過渡的問題。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在四川學者中，還只有林向、段渝等運用了“酋邦制”的概念。顯然，今后的研究方向還得向“酋邦制”內涵的深入發掘努力，必能開辟出新的研究天地。

四、夏禹文化與道教的關系

　　研究巴蜀道教的淵源是四川學者的強項。王家、王純五、龍顯昭等道教專家則從夏禹文化與道教的關系及其在巴蜀的物化形式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王家、王純五主張“道教，其初始應肇自夏禹時代”�！捌湮幕瘻Y源可以追溯到夏禹時期母系氏族社會的原始巫教”。這種原始巫教發源于夏禹部族的祖居地“西羌”、“西戎”、“西蜀”，隨著該部族的西興東漸，而從西部傳到中原，再傳全國各地。它與東方夷人和東南越人的原始宗教相融合，形成為濱海地區的方仙道。它在其祖居地西蜀則演變為巫鬼道(早期的五斗米道、李家道)。禹步、禹符、枚卜、拜斗等道教習俗都來源于夏禹，發端于西蜀。這些論點，無疑地把對道教的淵源的研究，推向了新境界，具有創新的意義。

　　龍顯昭則從四川的禹廟的興起的角度分析夏禹文化的作用和影響。他認為，“夏禹文化源遠流長，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各地的禹廟便是這種影響存在的特征�！彼�把四川的禹廟分為夏禹肇跡處禹廟、德教功能性禹廟和移民“會館式”禹廟三種類型，認為它們是“禹文化的載體”，“對傳播和保存禹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這就把對禹廟的研究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五、夏禹文化的西興東漸

　　對夏禹文化的研究，不僅探討它的始源地，而且探討它傳播的途徑，這是近年來四川學者研究的一個特色。一些學者已開始接觸到這一問題。

　　譚繼和主張夏文化經歷了西興東漸的發展過程。夏部族由西向東遷徙形成三大區域、三大中心：早期為西蜀岷江和江漢流域，是夏文化的初始期，以羌人農牧經濟為內容。鼎盛時期在今晉南豫西豫中。衰亡時期在南巢，即荊楚江淮流域。夏文化由西蜀發展到中原，就由農牧部族變為了農業部族，夏禹也就因治水而變成了農業神。夏禹執耒而耕的形象應形成于此時。他認為：“夏禹興于西羌，夏朝盛于河洛，夏人亡于東夷，這是文化傳播。置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來看禹文化，它的源頭在西蜀，成功卻在河流，它東傳江浙，甚至于日本�！�

　　研究禹文化，理解蜀為夏文化源頭之地是有意義的，惜乎這方面的研究專文還不多。黃河流域文化與長江流域文化是中華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兩支主體文化。巴蜀正位于這兩支主體文化之間，又是長江和黃河的文化源頭所在之地。夏禹文化誕生于岷山西羌的廣闊地域，正是黃河與長江兩支文化源頭的結穴處。弄清夏禹文化的面貌和內涵，對于促進中華文化這兩支主體文化的研究肯定是有重要意義的。

六、大禹歷史與傳說考證

　　對大禹其人的真實性、其神話傳說與真實歷史內核的關系，是從古史辨派以來就引人注目的研究問題之一。對這一問題，馮廣宏、曲英杰、祁和暉、段渝等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他們努力從傳說中剝離夏禹其人真實的歷史內核，均?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37301.html

相關閱讀：中國汗青傳說時期最早的宗祖神：黃帝
黃帝的妻子是誰 黃帝有幾個妻子
吳剛是誰？吳剛為什么會在月宮伐桂？
黃河流域文化遺址
黃帝曾孫之女竟然嫁給一條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