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始終沒有頒布完備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以前，中原漢地斷理獄訟，基本上參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關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國號同時，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數次修律，都沒有完成。判獄量刑，主要根據已斷案例，類推解釋，比附定刑，與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隨意性較顯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詔制、條格（經皇帝親自裁定或直接由中書省等中央機關頒發給下屬部門的各式政令）為依據。因此，元朝的法制體系，主要是由因時立制、臨事制宜而陸續頒發的各種單行法構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門均應分別類編先后頒發的各種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

　　當時“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條格，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所無載，則施行比擬”。條格和斷例歲增月積，繁雜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時將歷年所頒降的某一方面的條例重加“分揀”、“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為“通例”公布。同時，對國家的政制法程，也幾次召集老臣，從以往頒發的政府文書中選出“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等格律類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質的政書（見《通制條格》）。

　　元朝法律大體上遵循前代“同類自相犯者，各從本俗法”的原則。“五刑”的刑罰體系與前代相比發生了某些變化。同時，由殺人者向被害者家屬償付燒埋銀，以及將刺字斷放的前科罪人發付原籍，由官司籍記充“警跡人”，交由村坊鄰右監督等規定，從元代開始制度化。對傷害罪，規定由加害者交付給受害者一定數量的“贍養之資”、“醫藥之資”，對加害者所處的實刑則比前代相應減輕。

　　元代法律從維護地主階級利益出發，制定了種種不平等規定，如地主毆死佃客，只杖一百七，征燒埋銀（喪葬費）五十兩。又在許多方面明確規定四等人的不同待遇（見四等人制）。禁止漢人、南人收藏兵器、練習武藝、甚至集場買賣。法律規定殺人者死，但蒙古人因爭斗和乘醉毆殺漢人，不須償命，只罰出征，征燒埋銀。蒙古人、色目人毆打漢人、南人，漢人、南人不得還報。因而元代刑法帶有鮮明的民族壓迫色彩。有些蒙古法，如對偷盜牲畜處以賠九之罰、倍贓制，屠宰牲口時禁抹喉放血等，對施臨于漢族居民的刑罰體系也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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