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史前稻作農業與文明進程的關系

張居中尹若春楊玉璋王象坤孔昭宸

淮河流域是中華民族起源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已經基本確立，文化面貌已被世人所了解。淮河作為亞熱帶與暖溫帶的氣候分界線，只是距今兩千年以來的事情。萬年以來的全新世時期，這一分界線隨著氣候環境的變遷而不時的南北擺動，先民們的栽培對象和耕作方式也必然會隨之而發生變化，進而使考古學文化的面貌甚至考古學文化的主體都會隨之而發生變化。在距今九千年前，黃淮地區就同時存在稻作農業與粟作農業兩種耕作方式，其分界線大約在北緯33~與34~之間。在全新世大暖期期間，這一分界線進一步北移，但在幾次降溫事件中，又幾度向南擺動，直到全新世大暖期結束，才大體穩定在北緯32~左右淮河干流一線。

近年來，地處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中游的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和下游的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分別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豐富的稻作農業遺存，從而為研究中國乃至亞洲稻作農業的起源、演化、傳播及環境變遷等重要基礎理論問題增加了有力的實物證據。因此也更令我們相信安徽境內的淮河中游地區也應當存在早期稻作農業遺存。鑒于此，我們2001年10月對安徽境內的新石器時代稍早階段的定遠侯家寨、蚌埠雙墩、霍邱紅墩寺等遺址進行了短期考古調查，發現了一批保存甚好、具有鑒定特征的稻殼印痕，為研究淮河中游地區早期稻作農業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信息。

一淮河中游地區史前稻作遺存新發現 1．雙墩遺址 該遺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北郊小蚌埠鎮雙墩村北側，南距淮河5公里，是一處侯家寨文化早期遺存，距今年代為7107-6759年o。此次發現了12個稻殼的印痕，其中可以判斷其類型的有9個，其中2個為闊卵形，長寬比為2．o-2．14毫米，判斷為粳稻，占22．2％，4個為秈稻，占44．4％，3個為中間型，占33．3％。 2．侯家寨遺址 侯家寨遺址位于定遠縣西南七里塘鄉袁莊村東北土崗上，北臨枯河，北距淮河約40公里。該遺址于1977年發現，1985年春和1986年秋進行兩次發掘，分為早晚兩期文化。據碳14測定，侯家寨一期文化距今6900年左右，二期文化距今為6000-5200年。由于其較為獨特的文化面貌，發掘者將其命名為侯家寨文化③。在侯家寨遺址調查時，在地層剖面上和地表采集到大量陶片、動物骨骼、殘石器等，還在遺址東側水溝西壁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中采集到一些經輕度燒烤的草拌泥塊，因采樣點上文化層破壞殆盡，這些泥土塊多采自下文化層，紅燒土塊則有的采自文化層，有的采自地表，但無疑均為新石器時代遺物。在侯家寨的草拌泥土塊和紅燒土中，共發現了28個樣品，29個稻殼的印痕或草拌泥土塊中夾的稻殼中填充的米粒狀土粒，其中可以判斷其類型的有27個，9個為粳稻，占33．3％，11個為秈稻，占40．7％，7個為中間型，占25．9％。2個標本因殘缺較甚無法判斷其粒型。
3．紅墩寺遺址 紅墩寺遺址位于安徽省霍邱縣，淮河之南，該遺址包括新石器時代到西周不同時期的堆積。盡管地表散落有新石器時代和西周時期的遺物，但我們選擇的采樣點卻未見西周時期的文化層堆積。根據采集到的新石器時代陶片觀察，其陶器以紅陶為主，有泥質、夾蚌和夾炭陶，火侯不一，應有早晚的差別。該遺址曾進行過試掘，發掘者認為第一期文化比侯家寨上層階段略早，相當于侯家寨遺址早晚之間的階段，距今約6000年，如若是，則紅墩寺第一期與濉溪石山子遺址大體相當，第二期文化相當于侯家寨上層，是屬于侯家寨文化的一個重要遺址o》。在紅敬寺的土塊和紅燒土中，共發現了11個樣品，12個稻殼的印痕，其中可以判斷其粒型的有8個，全部為粳稻。另有4個標本因殘缺較甚無法判斷其粒型。

二對新發現的淮河中游地區史前稻作遺存的初步認識

本文所分析的三處遺址，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連續性，是侯家寨文化早、中、晚期的代表，年代范圍為距今7100-5200年，基本上代表了淮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面貌e。通過對新發現稻殼或印痕的形態學觀察，得到以下初步認識：

根據在光學顯微鏡下對稻殼印痕及殘存稃片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印痕上有明顯的縱溝1或2條，這些縱溝是由稻谷粒稃片上兩條隆起的縱脈棱在紅燒土上保留下的壓痕。其次，印痕表面有程度不同的圓形或乳頭狀突起，這實際上是稃外表面突起間隙在紅燒土表面形成的負相。在對侯家寨樣品的殘余稃片的電鏡掃描照片中，發現有清晰的典型粳稻的雙峰乳突。從掃描電鏡下觀察，侯家寨HJZl7稻殼稃片雙峰乳突顯具粳稻特征，但同一標本稻殼中填充的米粒狀土粒，粒形窄長，顯具秈稻特征。紅燒土中稻稃殘片，其外表面和內表面的形態特征與現代栽培稻稻殼十分相似。

以上說明，我們在雙墩、侯家寨和紅墩寺遺址采集到的紅燒土中所含的稻殼印痕及其殘存稃片無疑是屬于栽培稻的稃片及印痕殘片。這次調查所獲資料雖然并不甚豐富，但也可為我們認識淮河流域稻作農業的起源與發展、淮河上中下游稻作農業的關系、淮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稻作農業的關系提供一些有價值的信息。

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依據目前材料可分為三個區域和四個階段。上世紀肋年代以來，這三個區域和四個階段均發現有豐富的史前稻作農業遺存。

三個區域是指以河南中、東和南部為代表的上游地區，以安徽中北部為代表的中游地區，以魯南、蘇北為代表的下游地區。

以距今9000-7500年為第1階段，上游地區以賈湖文化為代表，中游地區以小山口文化為代表，下游地區尚未發現這個階段的遺存。

以距今7100-5000年為第2階段，上游地區以大河村文化為代表，中游地區以侯家寨文化為代表。下游地區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部黃淮地區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區以龍虬莊文化為代表。

以距今5000—4500年為第3階段，上游地區以谷水河三期文化為代表，中游地區以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為代表。下游地區這個階段北部黃淮地區以大汶口文化花廳類型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區為文化間歇期。

以距今4500-4200年為第4階段，上游地區以王灣三期文化為代表，中游地區以造律臺文化為代表。下游地區這個階段北部黃淮平原區以龍山文化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區仍為文化間歇期，有少量良渚文化和造律臺文化遺存分布，被稱為”文化走廊”⑥。

這一帶在新石器時代為傳統稻作農業區，全新世高溫期中幾次降溫事件期間，又同時存在著粟作農業，成為稻粟混作農業區。進入全新世后期，特別是秦漢以來，隨著氣候的逐漸變冷，這一帶才逐漸成為粟作農業區，稻粟混作農業區推移到了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區。雖然這一帶不象沿長城農牧交錯地帶對氣候變化那么敏感，但其生存模式的變化具有反映這一帶全新世環境變遷的指示器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次發現的淮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第2階段的稻作遺存，為我們系統了解淮河流域稻作農業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從現有研究的結果材料來看，在時間上較早的雙墩和侯家寨的水稻印痕的樣品中，同時有粳稻、秈稻和中間型并存，時間上稍晚的紅墩寺的樣品中的水稻印痕均為粳稻。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種植的水稻，已經開始了向偏粳方向的演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偏粳的特征由少漸多，到晚期完成了粳稻特征的定型化，這是人們在水稻栽培的過程中對水稻的品種進行長期優化選育的必然結果，與淮河下游的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第4層即距今5500年左右即以完成粳稻特征的定型化是一致的。

盡管長江流域的先民對野生稻的采食和利用可能要早于淮河流域，但現有資料顯示，稻作農業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而且由于淮河流域在全新世前期位于北亞熱帶的北部邊緣，氣候和環境條件所造成的人類生存壓力要重于淮河流域，對稻作農業的依賴促使了人們加大了對稻種的優化選育類人工干預的程度。鑒于以上原因，我們推測，淮河中游地區有可能是粳稻的初始起源地。

三淮河流域史前稻作農業與文明進程的關系 稻作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和促進了氏族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也促使氏族內部社會關系隨之發生變化。屬于軍事首領或氏族首領的人占有豐富的財富，高高在上，掌握氏族的祭祀、軍事大權，應屬于氏族內部的特權階層。社會意識的變化，逐漸產生了宗教與權力合一的神權。一是宗教觀的變化，從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進步到對天地人的崇拜。

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5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出現了一批中心聚落或次中心聚落遺址，如蒙城尉遲寺等。這些聚落遺址面積大，規格高。如蒙城尉遲寺遺址有10萬平方米左右。他們都處于區域經濟中心的主導地位。中心聚落遺址具有雄厚的農業、手工業基礎，經濟總量也遠遠大于一般聚落遺址。生產工具作為生產資料，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在凌家灘遺址發現有許多帶加工痕跡的玉石料及半成品，表明有著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作坊，經濟基礎比較雄厚。從各等級聚落遺址的分化程度看，有著等級越高分化越嚴重的趨勢。以上特點表明，中心聚落遺址在文明化進程中的步伐要比一般聚落遺址快的多。到了4000年前的龍山時代，目前淮河上游地區已發現有平糧臺、郝家臺等古城址，著名的登封王成崗、新密古城寨古城也都在淮河上游地區范圍內。東方沿海的連云港則發現了藤花落龍山文化城址，淮河中游地區雖然暫未發現城址，但從調查發掘所掌握的材料看，這個時期的遺址也是密集的呈群狀分布，或沿淮河二三級支流呈帶狀分布，每群幾個、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不等。這類聚落群在空間分布上有固定的地域和活動范圍，在經濟、文化、宗教崇拜方面具有同一性。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從屬關系，即一般聚落遺址從屬于次中心聚落遺址，中心聚落遺址居于主導地位。這類聚落群的出現，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軍事聯盟的產物，更是地緣政治變化的需要。這種聚落群聯合體的形成，也產生了凌駕于各氏族之上的最高權力組織，它已超出原有的氏族社會組織結構而具有較為復雜化的程度，抑或已經跨人了國家的門檻。

8000年前的淮河上游地區：賈湖遺址出現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的甲骨契刻符號、七聲音階骨笛和以龜靈崇拜為核心的原始宗教，這些因素在淮河流域一脈相傳。7000年左右的侯家寨文化時期：發現了大量陶器刻劃符號，與賈湖的符號有很強的相似性；5000多年前，這一帶主要是大汶口文化分布區，蒙城尉遲寺遺址作為這一帶的中心聚落，不僅發現了整齊的排房和聚落廣場，還發現了帶有圖騰性質的鳥形神器和與大汶口等遺址相同的”日月山”符號，這說明相同的符號已在相當大的范圍內流通。開始于賈湖的龜靈崇拜和犬牲現象，在整個大汶口文化范圍內流通，而且在稍偏南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還發現內裝式盤的玉龜，和賈湖遺址內裝石子的龜殼在觀念上具有明顯的傳承性。4000多年的興化南蕩遺址，終于發現了較為成熟的陶文。

文明化進程是一種漸進的過程。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黃淮地區文明化進程啟動較早，但在進入歷史時期以后，夏商周王朝不斷用兵淮河中下游地區，以致三代時期這一帶一直未能形成很有影響的國家，境內小國林立，分合無常，處于松散的聯合體，在文明化進程的后期顯得比較滯后，但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黃淮地區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發祥地，黃淮地區是連接黃河、長江兩大文化傳統的紐帶和橋梁，是華夏、東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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