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時代，蒙古統治集團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睉馉幤茐囊蚨找鏈p少�！氨Ｊ匦赂匠潜�，使百姓安業力農”的方針獲得部分實施。在中原漢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應措施來扭轉長期戰亂所造成的殘破局面。元朝社會經濟由戰時的衰敝狀態漸臻恢復乃至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恢復乃至發展，在全國各地區呈現出頗為明顯的不平衡性。
黃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來迭經殘破，中統、至元之初，山東又“中更叛亂”，因而“多曠土”。至元中，立司農司，分道設勸農使，負責在各地促進墾殖。這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獲得了較好的恢復和一定的發展�！懊耖g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
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東西淮之地，是宋元長期對抗作戰的地區，戰爭破壞相當嚴重，土曠民寡。元政府以免稅優惠吸引鼓勵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時在兩淮地區經營屯田。時人稱“屯田之利，無過兩淮”。這一地區農業經濟的恢復，從此后二十余年之間地價的迅速上漲也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不過，在忽必烈時期，這里的生產，顯然還沒有恢復到黃河流域那樣的水平。宋元之間長期爭奪的又一地區四川，入元版圖時，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戶口凋零，生意蕭條。直到中元，仍“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其經濟的恢復，與兩淮、襄漢地區相比更為緩慢。
元朝對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隨殺戮與破壞。阿里海牙經略兩湖，留下不少殘酷殺戮的記錄；伯顏大軍在長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江西閩浙一帶，亦因元軍“左翦左攘，數年未平”，迭經戰爭殘破。但是總的說來，元軍在滅宋過程中的破壞行動，還是受到相當程度的節制。尤其是臨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詔，亟謂“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詔書到日，其各歸附，庶幾生民免遭荼毒”。于是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風出降。因此，在農業生產的基礎原來就比較好的南方各地，當時的社會經濟基本上被維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害。忽必烈時期，在江南推廣棉花種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會經濟與南宋時期相比，也有一些進步和發展。
相對而言，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在元代前期表現出長足的進步，云南的農業、水利和蠶桑，這一時期都有很大的發展；南詔以來流行于該地的“儒釋文化”逐漸向內地的封建漢文化靠攏。
漠北地區的富實繁榮，也遠較其他時代為甚。當然這種富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結果。誠如虞集所說，“朝廷歲出金繒、布幣、糇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為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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