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于《上的49個謎：顛覆汗青》張志君，出書社：中國傳媒大學出書社
“八倡、九儒、十丐”這幾個字在方才毀壞“四人幫”時，是一個利用頻率頗高的詞組。中國大陸的很多人在批駁“四人幫”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常識和常識分子時，常把元朝人這段發本身朝代怨言的怨言話當成汗青加以引用，有一位連年才崛起的“汗青學家”甚至由之揣度，元朝立國到亡國近百年間沒有進行過一次科舉測驗。由于這位史學家頗有名氣，有相當一部門喜歡“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話，于是，又一個誤區呈現了——
眾所周知，科舉制度是隋朝今后各王朝設科測驗選拔仕宦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破除世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設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煬帝楊廣時始置進士科。唐代于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至武則天時則天本人親行殿試，并增設武舉。其由天子特詔進行者，稱為制科。一般的史學著作或東西書，在談到科舉制度時前舉唐、宋，后舉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覺得元代基礎就沒有進行過科舉測驗，實際環境卻并非如此。
大漠深處有“綠洲”
元代畢竟是否進行過科舉測驗，我們照舊應該讓來措辭。
《元史·選舉志》：“太宗始取華夏，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令斷事官術忽斛與山西東路課稅所主座劉中歷諸路測驗，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個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遍田主座同署公務。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人。”
太宗即元太宗窩闊臺，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時代一個最為有名的賢相。這段汗青匯報我們，蒙古立國之初確實行過科舉測驗，測驗中選者享有免去徭役、錢糧，與主座同署公務的權利，而且點出了第一批中選者中的榜首楊奐的名字。
也許有的人要斤斤謀略蒙古帝國與元帝國之間的區別，認為開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基礎不曾開科取士，這話也差池。
我們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選舉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覺得負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覺得吏胥，或執仆役以事權要，或作能力販鬻覺得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設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粹，選蒙昔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后試用。”
此舉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其時的丞相火魯火孫、留夢炎等人又一次從頭發起開科取士，固然也因故未果，但其時的科舉取士的方略卻確定了下來。 歷史
到了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其時的中書省官員又上書給天子，稱“科發難，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詛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消，專立身德、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發起天子重開科舉，不外范疇比隋、唐時代縮小了，只有品德、明經二科。
元仁宗當即準其所請，并頒下一道詔書。這位天子大人在詔書中說：“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天子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局限宏遠矣。聯以眇躬，獲承丞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品德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擲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
元仁宗延?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國所屬各州、郡、縣遵從天子的旨意推選出“賢者、能者”介入科舉測驗。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縣推選出來的士子會試京師。
愛育黎拔力八達固然是個蒙昔人，但他所下的詔書可一點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詔書中對哪些人可以介入科舉測驗，測驗的內容，甚至監考人員的構成都作了明晰的劃定。
我們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介入測驗：
詔書上說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伴侶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用此刻的話說就是“德才兼備”者方可以介入測驗。
測驗的內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奪目，文辭典雅者為中選。”通過了第一場測驗之后，接著考第二場：“第二場第一道(題)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歷史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以蔡氏為主，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場通過今后，考第二場：“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接著是第三場，“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這些都通過之后，漢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稱為“及第二甲”，皆授給正七品的官職，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職。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過兩場就可賜進士及第(因為他們華文化水準較低)。
為了擔�？婆e測驗的合理性，詔書中還劃定了監考人員：總監考由監察御史和廉訪司官員接受，分監考由知員舉、同知員舉等人接受。
元仁宗延?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顛末嚴格測驗，蒙昔人護都答兒，漢人張起巖等56位士子，及第、身世有差。
固然時斷時續但絕非好景不常
有些猜疑元代曾經開科取士的人，面臨筆者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欠好斷然否認元代有過科舉測驗，但他們卻認為元代的科舉，不外是一現的“曇花”罷了。
持這種概念的人結論下得也未免有些過早了。
除了延?二年開科取士以外，元帝國還時斷時續地進行過很多次科舉測驗。 歷史
個中較為有名的有：
延?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護都達兒、霍希賢等50人“金榜題名”。
元英宗碩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達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題名。
泰定帝也孫鐵木爾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張益等86人獲金榜題名的殊榮。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題名。
元文宗圖鐵木耳天歷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測驗，蒙昔人篤列圖，漢人王文燁等97人金榜題名。
元惠宗妥歡貼睦爾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測驗，蒙昔人同同，漢人李齊等一百余人金榜題名。
其后兩屆——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不曾開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開科考。
從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選舉志》)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元帝國險些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國性的科舉測驗，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有近六百名人子——包羅蒙、漢各色人等得到了“金榜題名”的殊榮。
除了天順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寧宗懿?質班，因在位時間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順帝)均都在金殿廷試過士子，成為其時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舉測驗事情分得很細，甚至對付名落孫山者，元帝國的高層決定人也盡大概地給以了眷注——有功德者不妨與前朝及兒女的不第士子們的崎嶇潦倒作一個較量。
《元史·選舉志》載，早在仁宗延?年間，其時的丞相帖木達兒阿散僻靜章李孟等人就上書給仁宗天子，發起朝廷對付“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傳授，元懷孕世者，于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身世者，與山長、學正。”今后又劃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傳授”，“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傳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傳授”乃是其時的學官名，并不是本日我們常說的“傳授”。此官固然不外是位居提督學事司之下的一個小芝麻官，但卻能享受“勞保”報酬，對付那些“皓首窮經”的墨客們來說，也不失為一種慰藉。
讀者諸君所相識的科舉測驗，往往只是小說或影、視作品中的測驗，對付真正的測驗所知者甚少，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常聽人說“金榜題名時”乃是與“洞房花燭夜，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一樣的人生四大喜之一，但是金榜題名的時間、所在、人物、事件真的是個什么樣子，卻難說出個子午卯酉，《元史》上說得卻很大白。
《元史·選舉志》：“三月初四日，中書省奏準以初七日御試舉人于翰林國史院。定委監督官及諸執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問進呈，俟上采納。初七日，執事者望闕設案于堂前，置策題于上，舉人入院，搜檢訖，蒙昔人作一甲，序立，禮生導引至于堂前，望闕兩拜，賜策題，又兩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漢人、南人作一甲，如前儀。每進士一人，差蒙古宿衛士一人監督。日午，賜膳。進士納卷畢，出院，監試官同讀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為三甲進奏，作二榜，用敕黃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閣下。(天子訪問)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禮部告諭中選進士，以越日詣闕前，所司具香案。侍儀舍人唱名、謝恩、放榜。擇日賜恩榮宴于翰林國史院。押宴以中書省官，凡預試官并與宴。預宴官及進士并簪花至所居。擇日恭詣殿廷，上表謝恩。”
整個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舉測驗，并且劃定了那么具體的測驗法則，登科步伐，甚至還對“名落孫山”的年齡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布置，那么，為什么尚有人要造它的“謠”，說它沒搞過科舉測驗呢？
其原因是較為巨大的，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搗蛋。元代是中國汗青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實行統治的全國性政權，遼、金、五胡十六國固然也是“夷狄”之人當天子，但他們所轄疆域究竟只是中國河山之一部，“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邊”，民族文化抵牾不是很劇烈，至少沒有到達白熱化的水平。而元代的常識分子面臨的卻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本身心理上是這樣認為的！)的現實，與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對比，元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大多華文化水準較低，所以，一些“懷才不遇”的常識分子以為本身“鄙人君主棄”，忍不住要發一點怨言。
(2)蒙古立國，若是從太祖鐵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間不曾開科取士，太宗今后到元仁宗延?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間又�？撇蝗。倘桓邔記Q定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開科考，但那些莘莘學子們卻并不相識這些高層機要，他們看到的只是“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覺得吏胥，或執仆役，以事權要，或作能力販鬻覺得工匠、商賈”這些怪現象，所以才發出“八倡、九儒、十丐”的怨言，后裔有念書不求甚解而又喜歡驚世駭俗者遂因之“推導”出元代未進行過科舉測驗。
(3)有些文學史在敘及元代文學，尤其是元曲的興旺發家時，往往認為，正是由于元朝統治者對常識分子的不重視，不可科舉測驗，才使得有才能的常識分子轉向文學，尤其是元曲、雜劇等的創作。這種結論下得也有點過于絕對。元代并不是對所有的常識分子都不重視，只是對那些喜歡以“詩、詞、歌、賦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經世之術的常識分子才真的不重視。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們在入主華夏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仍“質樸少文”，這就無形間斷了那些詩人、詞人們的一條晉身之路。這些失去了晉身時機的詩人、詞人們雖然要不滿其時的統治者。這種不滿足被民族主義者加以操作，遂演化成了情感色彩極濃的“儒不如倡(娼)”的怨言，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罵。
(4)固然中國的科舉測驗早在隋文帝時就已開始實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壽終正寢”時，這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卻并非每個朝代都不絕地開科，每個朝代縱然開科取士，往往也都有著本身的特色，元代只開品德、明經二科，測驗的范疇好像小了一點，但卻絕非“前無昔人”之舉，隋代剛實行科舉測驗時也只有“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不能以所開科目標多寡定其黑白。
我們不否定元朝以頓時得天下，起自漠北，建國之初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進行過科舉測驗這一事實。但我們也應認可元朝中期今后，有過每隔三年便考選一批士子的汗青。
感性色彩要讓位給白紙黑字的汗青，這是我們走出這個“誤區”之后的一個最深刻的體會。
縱觀元代開科取士的汗青，我們發明，常識和人才乃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中國數千年汗青長河中的每一個朝代都不存在著“文化戈壁”，翰海中總有但愿的綠洲。
對付“當權者不尊重常識和常識分子”這個命題要辯證地闡明。
在筆者看來，任何一個朝代的任何統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國度管理好，總要依靠一些念書人的輔佐。漢朝一個名叫陸賈的人，他對其時的天子說過一句頗為有名的話：“天下可于頓時得之，但不能于頓時治之！”這個原理是誰都大白的。
問題的要害是當權者所依靠、所重用的究竟只是常識分子中的一部門。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愿讓“天下英雄盡入我袋中”的英主不行能許多，偏偏中國的常識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受精采”的短處，他們最喜歡的三段論式是：
我是常識分子，當權者沒有重用我，所以當權者不重視常識分子！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問國度對你如何，先應問問你本身畢竟為國度做了些什么！”
對付喜歡搞“三段論”式推理，常發“鄙人君主棄”怨言的人，不妨發起他們定下心來想想肯尼迪說的話…… 共2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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