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馬家浜王明達
浙江嘉興馬家浜遺址發現、發掘已經45周年了，以該遺址命名的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迄今最早的史前文化，年代跨度大約距今7000-6000年。太湖流域面積36500平方公里，僅占全國約1／240。經過江、浙、滬考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逐步建立起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我國重要的考古學區系之一。
作為“江南文化之源”的馬家浜文化，從考古發現、發掘和研究的進程來說，始終是穩步前進的，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相比與隔錢塘江而望的年代大致相近的河姆渡文化，相比與在其基礎上經崧澤文化之后發展起來的良渚文化而言，馬家浜文化的發現和研究一直處于較為“冷”和“淡”的狀態之中，或者說從未有過“熱潮”，甚至有人形容馬家浜文化是“一朵被遺忘的鮮花”。
在籌劃紀念馬家浜遺址發掘45周年活動的過程中，承嘉興市文化局領導的厚愛，筆者應邀參與了相應的準備工作，有幸與嘉興市文化局、嘉興市博物館的同志一道，集中考察了浙江省、江蘇省和上海市馬家浜文化的主要遺址及其重要出土文物。筆者在1981年參加了同屬馬家浜文化類型的余杭吳家埠遺址的發掘，并整理、編寫了發掘報告，對馬家浜文化也有一定的認識。以后的考古生涯則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良渚文化的發掘、研究中去了，但是筆者始終沒有“遺忘”馬家浜文化，對江、浙、滬各地的馬家浜文化新發現十分關注，參觀考察過大多數發掘現場，瀏覽過相關資料，對馬家浜文化的新發現和研究進程大致有所了解。當然這些都屬于記憶中的“碎片”，既不完整又缺乏認真的深入思考。此次在兩個多月的時間中，集中精力流連于馬家浜文化深厚博大的寶庫內，獲得了一次難得的重新學習的機會。遵嘉興市文化局領導之囑，寫下《重讀馬家浜》這篇小文，與同行們一起深入探討馬家浜文化，為紀念馬家浜遺址發掘45周年奉上一點學習心得。
1959年嘉興馬家浜遺址的發掘，是在當時大規模的“積肥”運動中遺址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所做的搶救性發掘，面積僅213平方米。但馬家浜遺址的時代比較單純，又具典型性。其實上世紀50、60年代，江、浙、滬已有一些馬家浜文化的遺址被發現，并作過一些小規模的發掘，其中以1957年湖州邱城遺址下層的發現最為重要。由于發現的遺址較少，發掘的面積都不大，發表的資料比較零散，基本上沒有系統的論述。而同時，南京博物院老一輩學者曾昭?、尹煥章先生從黃河下游、淮河下游和長江下游的資料分析，從宏觀上提出了“青蓮崗文化”的命名，將太湖地區的原始文化劃入“江南青蓮崗文化”之中。這里必須提到吳汝祚先生，他獨具慧眼，在1975年第5期的《考古》上發表了《從錢山漾等原始文化遺址看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一文，率先提出了“馬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年，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在《考古》第4期上發表《碳中－14測定和中國史前考古學》，正式命名馬家浜文化之后，才基本上得到了考古界的共識。同年10月在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牟永抗、魏正瑾先生提交的《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論文，是首次對馬家浜文化比較系統闡述的專論。
在馬家浜文化正式命名的時候，馬家浜文化的遺址發現并不太多，江蘇省有越城、梅堰、草鞋山等，上海市有崧澤，浙江省有邱城、馬家浜等，其中以邱城下層和草鞋山第八至第十層的資料比較豐富，所以曾有“按照當時確定考古學文化的標準及其命名習慣，應該將這類遺存命名為‘邱城文化’”的說法，也有人提議命名為“草鞋山文化”。連同“江南青蓮崗文化”的命名，這些反映了當時考古界對馬家浜文化的認識和研究存在一定的差異，這與馬家浜文化資料相對較少及其各地的發掘者和研究者互相交流較少等原因密切相關。
上世紀80年代前后，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余杭吳家埠遺址、江蘇常州圩墩遺址等先后進行了考古發掘，獲得了極其重要的成果。這些遺址的發掘，面積都超過了1000平方米，遺跡和遺物都極為豐富，大大地豐富了馬家浜文化的內涵，它的特征也更多地得到了揭示。尤其是羅家角遺址第四層的碳－14測定已距今7000余年，對于當時流行的馬家浜文化是從河姆渡文化發展而來的觀點，無疑是有力的一擊。太湖流域羅家角、吳家埠、圩墩等遺址的新發現，加上邱城、馬家浜、草鞋山、崧澤等重要遺址的考古資料，使大家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相應的研究也向前跨了一大步。在短短的幾年間，先后有姚仲源的《二論馬家浜文化》、牟永抗的《浙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初步認識》、陳晶的《馬家浜文化兩個類型的分析》、王明達的《余杭吳家埠新石器時代遺址》等文章，涉及馬家浜文化的分布、內涵、特征、年代、分期、類型及其與相鄰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除了學術討論會上的議題外，江、浙、滬的考古同行們交流增加，互相參觀學習，使馬家浜文化的研究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
但在馬家浜文化的發掘、研究大有進展的同時，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發現正在雨后春筍般地顯現在太湖地區的大地上，大家都忙于投入越來越多的良渚文化考古發掘之中，使馬家浜文化的發掘、研究進入了一個相對低潮的階段，似乎被人遺忘了。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馬家浜文化遺址被發現的數量有所增加，浙江省對四五處地點進行了小，型發掘，但面積小，資料不豐富，缺乏重大的發現和進展；江蘇省對吳江廣福村、張家港東山村、武進潘家塘、吳縣草鞋山、昆山綽墩、金壇三星村等遺址的發掘，收獲頗豐，對馬家浜文化的研究極具價值。其中草鞋山、綽墩遺址先后發現、揭露了馬家浜文化的水田遺跡，對當時稻作農業的發展程度提供了嶄新的資料。金壇三星村遺址位于太湖地區與寧鎮地區的交界地帶，在525平方米的發掘面積內，竟發現了1000余座墓葬，出土了陶、石、玉、骨角器等4000余件，同時還出土了保存較好的人骨標本和人工栽培稻米標本，獲得了重大成果，被評為“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關于三星村遺址的文化歸屬問題討論不多，筆者認為從該遺址出土一定數量的腰沿釜等器物來看，至少與馬家浜文化有密切關系，同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與北陰陽營文化、凌家灘文化和崧澤文化都產生了交流和互動，我們期待新的發現和深入的研究。
1999年4月，值得一提的是在馬家浜文化命名地——嘉興舉辦了“紀念馬家浜遺址考古發掘40周年座談會”，來自江、浙、滬和京、贛等地的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回顧了馬家浜文化的發現、發掘、進展等情況，提供了很多有研究成果的論文。同時，更多的心聲表達了對馬家浜文化新的發現和成果的期待，以展現馬家浜文化應有的地位。這次會議是40年來第一次集中討論馬家浜文化的學術座談會，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當我們跨入21世紀以后，江蘇省的考古同行們率先在馬家浜文化的發現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江陰祁頭山、宜興駱駝墩、錫山彭祖墩等以馬家浜文化堆積為主的一批大型聚落遺址相繼發掘，獲得重大收獲。這批遺址位于太湖地區的西部和北部，填補了太湖西部幾乎空白的考古發現，張敏先生形象地比喻：以往的環太湖考古是個“c”宇，現在成為“o”字，真正地環了太湖流域。這些新發現增添了馬家浜文化的內涵，對一些典型陶器，如平底釜的來源、分布有了更多的認識，為馬家浜文化類型的劃分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料。上海市的考古同行們對崧澤遺址的新發掘中，獲得了馬家浜文化時期的房址、墓葬等新資料、新成果。浙江省正式對嘉興吳家浜遺址進行了發掘，在居址和墓地的布局、獨木棺葬具、制作精美的象牙梳及較多的隨葬玉塊方面，都獲得了較豐富的新發現和新認識，為今后該重要的大型聚落遺址的進一步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此次嘉興市牽頭籌劃紀念馬家浜遺址發掘45周年的活動，首先得到了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省內各文博單位的熱情支持，江蘇、上海的同行們把此次活動當作自己的工作一樣，使這本《馬家浜文化》文集順利編輯出版。我們深信，這必將推動馬家浜文化發掘者、研究者、愛好者隊伍的壯大，通過共同努力，馬家浜文化這朵鮮花一定會開放得更加鮮艷!
經過多年的發掘和研究，大家對太湖地區距今7000－－6000年左右的馬家浜文化的內涵和特點，基本上都有共識。馬家浜文化遺址分布的密度遠不如良渚文化，但具體的遺址面積一般都超過數萬平方米，文化堆積厚，墓葬密集，常見俯身葬，頭向朝北居多，隨葬品較少或沒有。太湖東南部平原水網地區的遺址與西部依低丘山腳的遺址，在居址、房子遺跡等方面有所區別。陶器的典型器物群有很大的共性，由寬腰沿的圜底或平底的釜、喇叭形高圈足的豆、牛鼻形耳的罐、帶側把平底或三扁足的盞、兩袋足一寬扁形足的異形?、大敞口的平底盆和斂口缽等組成，馬家浜文化晚期炊器中出現越來越多的鼎，以雙目圓錐足、柱形足等為特點，帶流的飲器改為帶管狀嘴，寬腰沿向捏邊成脊退化的趨勢等等。陶質以夾砂紅褐陶為主，泥質陶相對要少得多，素面為主，器表常施紅衣，用鏤孔、刻劃、附加堆紋等裝飾。石器以厚重的石磷、石鑿為主，常留有較多的打琢痕，穿孔石斧磨制較精。骨、角器數量在工具中占很大比例，其中靴形器極有特點，墓葬中隨葬玉塊、玉璜雖然不很普遍，但每個馬家浜文化的墓地中都有一定數量的精美玉塊出土，總數相對可觀，在太平洋西岸玉塊的分布、傳播線路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總之，馬家浜文化以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特征在太湖地區構筑成自己的穩定社會，在與相鄰地區的古文化交流之中，發展成崧澤文化一良渚文化。正是馬家浜文化的開拓、創新，奠定了豐富、獨特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礎，為該地區成為領先一步的文明古國開創了堅實的第一步，“江南文化之源”是當之無愧的。
在大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重讀馬家浜之后，經過初步的思考，提出一些新的認識與大家一起探討。
農業起源研究作為重大的學術課題，久為人們重視和關注。東亞的長江流域已成為稻作農業起源中心而倍受矚目。自從上世紀70年代河姆渡遺址距今7000年左右栽培稻的發現轟動一時以來，年代越來越早的各類栽培稻不斷發現，記錄不斷打破，目前已有超過萬年稻谷的新發現，這些發現以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巖的為最早，這是令人可喜的成果。浙江浦江上山遺址和蕭山跨湖橋遺址的新發現，年代上也超越了距今7000年。長江中游和下游都地處亞熱帶的北緣，地理、氣候條件相似，故文化的發展階段也無高下之分，作為稻作農業起源中心的兩個地區實在沒有爭個你早我晚的必要。長江下游地區作為稻作農業起源中心之一，由于河姆渡遺址的發現帶來的轟動效應，加上憑空推測若干萬斤稻谷遺物的渲染，掩蓋了年代同時的馬家浜文化稻作農業的光彩。筆者參加過河姆渡遺址的發掘，對保存條件罕見完好的河姆渡遺址的一切感到贊嘆，確實是古文化的寶庫。但是對于馬家浜文化毫不遜色的古文化的燦爛輝煌，也必須給予應有的地位。
從羅家角遺址的發掘開始，由于認識的提高和考古方法的進步，幾乎每一個馬家浜文化遺址都有栽培稻的發現，連同崧澤、草鞋山遺址過去秈、粳稻谷的發現，可以說馬家浜文化是栽培稻發現最普遍的，而且年代早。上世紀90年代以后，對草鞋山遺址、綽墩遺址的多次發掘中，清理、發現了馬家浜文化種植水稻的田塊，而且在大小田塊之間有相應的蓄水坑、水溝等“灌溉”設施。這些發現的重要意義確實要對“馬家浜文化石器稻作農業的發展程度應作出嶄新的科學評估”。
筆者認為，仙人洞、玉蟾巖等遺址發現的栽培稻都在洞穴堆積之中，年代雖早，但人類的生產、生活等十分簡單，稻作農業處于初始階段。馬家浜文化時期，人類居住在大型聚落內，有房屋、墓地等，生產、生活日趨復雜，為了滿足社會的發展，最基本的是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在馬家浜文化各個遺址中發現了大量動物遺骸和植物果實，說明當時的漁獵、采集經濟還是相當重要的生活來源。草鞋山、綽墩遺址發現的水稻作為一種生業，進入了嚴格意義的“稻作”農業。目前只有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距今6500年左右的水稻田的發現可以與草鞋山、綽墩遺址所發現的水稻田相提并論。毫無疑問，馬家浜時期的太湖流域是世界上稻作農業的起源中心之一。
同時，馬家浜文化對動物的馴養也達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豬、水牛、狗已是飼養的家畜，甚至梅花鹿、麋鹿也可能是圈養的，這些動物的遺骸在各個馬家浜文化遺址中都有大量發現。家畜需要飼料，反映農業已能提供剩余食物；家畜又給人們提供肉類，它們的糞便又是農業生產最好的肥料。動物的骨、角又是制作各種工具的原材料。我們從馬家浜文化的各類遺物中可以發現這些生產、生活的諸多線索，當然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太湖地區的古文化，從馬家浜文化開始，經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連續不斷，長盛不衰，始終保持穩定、強盛、繁榮的勢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稻作農業的不斷發展，提供了豐裕的物質基礎。江南稱為“魚米之鄉”，是農業社會經濟最高的贊譽，始自馬家浜文化。
農業產生了，人們就需要制作各種器皿，陶器就是最重要的能夠保存下來的器具。我們對陶器的質地、色澤、制作、形狀、特點等多有描述和分析，而對于這件陶器的用途往往簡單地分類為“炊器”、“食器”、“飲器”而已。筆者覺得陶器的炊煮、飲食等用途之中，涵藏了農業經濟條件之下人們生活改善、飲食習慣形成及其意義等深刻內容。
陶釜是馬家浜文化最主要的炊器，平底和圜底有類型學上劃分的依據，共同的特點是都有寬大的腰沿。安置腰沿究竟是功能性需要還是另有其他，很少討論。釜是炊煮常用器，腰沿易破損脫落，功能性上不實用。筆者認為安置平沿或多角沿的腰沿，是馬家浜文化先民內心的祈求：腰沿的形態極似火焰一般，釜下火在燃燒，腰沿似火不滅，火火相疊呈“炎”，不知當否?與釜相配的支座，出土數量遠不如釜，而且支座一般都制作精良，還有雕塑，不會是常用器，大約用于某些禮儀活動中。在陶釜的內底多次發現燒結的鍋巴，可以分辨出米飯的形狀。燒煮米飯應是陶釜的主要用途，反映當時食用米飯為主食已是普遍的事了。宜興駱駝墩遺址用腰沿釜作葬具，此現象為馬家浜文化中僅見，有待分析解釋。
陶豆并非馬家浜文化所首創，但普遍使用陶豆，而且制作非常一致、器形規范、具有鮮明的特征，卻是馬家浜文化頗有特色的現象。外紅里黑，器表涂有鮮艷的紅衣。豆盤淺小斂口，豆把高細，圈足呈喇叭口，盛食少，器高而又放置平穩，這些精心制作、既有實用功效又別具匠心的陶豆，充分反映了馬家浜文化先民的務實創新精神。陶豆的豆盤部分與陶缽在器形上基本一致。但陶缽是個人使用的食器，與現代飯碗的用途相同；而陶豆的形態顯然不適宜個人持用，淺而小的豆盤只能盛放少量食物，與盛“飯”的缽相對應就是“菜”，即缽盛放的是主食，豆盛放的是“副食”。主副食有所區別是稻作農業派生出來的生活，也是東方飲食的傳統。高而穩定的豆把豆圈足，既能突出豆盤中“菜”的視覺效果，又能使席地而坐的人取食較方便。陶豆器表涂施鮮艷的紅衣，美觀之中更突顯了它的重要功能。豆的器形從陶豆開始，到青銅豆，始終保持它的基本造型，而且始終在禮器組合中是重要的一員，“?”字的組成中“豆”也成了主角，充分說明豆的重要意義。
平底或三實足的側把?，加上兩袋足的異形?，是馬家浜文化極具特點的飲器。它們都帶流或安裝管狀嘴，說明器中盛裝的是液體或半流汁，外注或飲用時既方便又不會溢出。我們完全可以判定，這液體類不會是取用方便的水。我們有理由去推測，器中盛裝的是酒，不管是果汁酒還是米酒。酒的起源研究最大的困難是不大可能發現酒的實物，而酒器的斷定又有一定的難度。這里把側把?和異形?椎測是酒器，只是筆者的個人想法，還可以設想盛裝的是藥汁。酒和藥的發明都是人們長期積累下來經驗的結果。酒可以使人迷醉，藥可以治病，某些藥具有致幻作用。三實足的側把?和兩袋足的異形?，使器的下方都有小小的空間，這與鼎下方的空間用于燒火不同，更可能的功效是利用火塘中余燼的熱量來溫熱器內的酒或藥汁，更好更快地發揮酒或藥的效能。當然三足器是最穩定的，保持擺放時的整器平穩，免使液汁的傾倒流出。
總之，陶釜、豆、?和?這四種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物，把人們生活中炊煮、食用、喝飲的需求基本包括在內，雖然不如以后良渚文化陶鼎、豆、壺組合那樣完善和固定，但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能有其傳承關系吧。
馬家浜文化農業的發展水平較高，為各類手工業生產的成長提出更多的需求。石器制作、木作、骨角器，尤其突出的是象牙制品、編織和纖維織物、漆制品、琢玉工藝及制陶等等，幾乎遍及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長足的進步，很多方面處于同時期的領先地位，為以后崧澤文化、良渚文化手工業生產的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馬家浜文化已進入了比較成熟的稻作農業階段，各種手工業都很進步，顯然已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但自從1979年桐鄉羅家角遺址最早地層測年達到距今7000余年以來，20余年一直沒有突破。馬家浜文化的淵源是什么?是本土產生的?還是外來的?比較令人失望，至今沒有什么線索。蕭山跨湖橋遺址的最早年代應該超過7000年，但是與馬家浜文化在文化的面貌特征諸方面差別甚大。筆者一直認為，任何一支原生型的古文化，一定是本土的。太湖地區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物產資源等方面都有優勢，適宜人類的開發利用，生息繁衍。為了探索早于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前身，考古界曾有“山上去找”和“平地去挖”的爭論，一種意見認為早期古文化存在于“洞穴”，另一種意見認為山前濱河(湖)地帶、大陸架或“挖穿”所謂的生土層可能有所收獲。但目前工作太少，迄今沒有突破。筆者希望考古界的領導者作出一點決策，采取一點相應的措施，讓考古第一線的領隊在有機會的時候，盡可能從各方面的設想中實踐一下。我們期望在尋找馬家浜文化早期遺址方面有所突破和收獲。
馬家浜遺址發掘45年來，江、浙、滬考古工作者和各地學者對馬家浜文化的發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面對實際情況，應該承認平穩有余，突破不足，資料分散，研究不深。此次嘉興市牽頭編輯出版《馬家浜文化》，并舉辦“紀念馬家浜遺址發掘45周年學術討論會”，將推動馬家浜文化發掘、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
本文所引用的資料均見于《馬家浜文化》文集中，未能一一列舉，請原諒。疏漏和錯誤之處請多多指正。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789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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