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是解放后發現的我國黃河下游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一部分。大汶口文化作為一個新的文化類型被認識，始于1959年對山東省泰安地區大汶口遺址的發掘。遺址跨于大汶河的南北兩岸，當時的發掘地點在南岸寧陽縣的堡頭村西一帶，所以也曾用過“寧陽堡頭”的名稱。隨著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的開展，我們對這個文化的認識，逐步地豐富起來。
在山東地區，已經作過初步發掘或清理的重要遺址，除了大汶口以外，還有安丘縣景芝鎮、滕縣崗上村、曲阜縣西夏侯、莒縣陵陽河、鄒縣野店、日照縣東海峪、臨沂縣大范莊以及膠縣的北三里河。這些地點都在黃河和膠濟鐵路以南的地區。但是據山東省博物館和有關文化部門的調查，膠東半島和黃河以北地區，也都有這個文化的蹤跡。
另外，廣泛地分布于江蘇北部地區以邳縣劉林，新沂縣花廳村為代表的一類新石器晚期文化遺存，雖然也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就其基本特征來看，大家都認為它們和大汶口文化應當屬于同一個文化系統。
由于工作的限制，我們現在還難于確切地劃出大汶口文化的完整分布范圍。但是，上述的一些地點和地區，卻已經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廣大的地理區域。它告訴我們，在大汶口文化時代，居住在這個廣大區域的原始氏族部落居民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社會經濟文化聯系，因而在物質文化遺存的內涵及面貌上，表現出基本上的一致。
現有的大汶口文化材料，按其發展序列，大體可以分成四段。四段材料的連續性和階段性，都相當清楚。
第一段，陶器器形比較簡單，有鼎、罐、壺、缽、豆、喇叭形三足器等。鼎的形制比較多樣，是加上了三足的大口罐（釜）、斂口罐和缽。喇叭形三足器，有細長的空心柄，放置起來有點頭重腳輕。相當于這一段的有野店早期兗州王因和劉林的材料。
第二段，出現了背壺、實足?、筒形杯、?、尊等新的器類。盛行罐形鼎和大鏤孔高圈足豆，背壺以橢圓腹為其特征�？梢砸暗曛衅诤痛筱肟谇捌跒榇�。
第三段，大鏤孔豆消失，出現了空足?，盛行寬肩壺、高柄杯、寬肩背壺，有白陶和黑陶出現。以大汶口墓地、曲阜西夏侯、野店晚期為代表。
第四段，大量出現輪制器，陶色以灰黑為主，背壺顯著變形，有的成為垂膽式。出現了精美的蛋殼黑陶高柄杯。?的頸子變粗變高。以大范莊為代表，可視為大汶口文化的末期。
至于大汶口文化更早階段的情況，現在還不清楚。
十幾年來積累的材料表明，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是先后相承的兩個文化。野店遺址的層位材料證明，大汶口文化早于山東龍山文化。兩個文化的共有的代表性器物——?和蛋殼墨陶杯，一脈相承，吻合無間，其淵源關系十分清楚。但是，大汶口文化畢竟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具有更原始的性質，例如制陶以手制為主，前期多紅陶，后期才出現輪制。而山東龍山文化則正處于輪制陶器時期，主要是灰黑陶�？梢�，兩個文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至于把大汶口文化當成龍山文化的晚期，更是顛倒先后的錯誤。
大汶口文化同中原地區的原始文化，也互有影響。
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中，有少量的彩陶盆、彩陶缽，繪有美麗的花瓣紋、器形和紋樣，接近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風格，在大汶口、野店和劉林等遺址都有發現。這種彩陶，大體出現在現有大汶口文化四段材料第一段的后期和第二段的前期。同時，在河南西部偃師縣滑城的早期河南龍山文化遺址里，發現有同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相同的背壺、高柄杯等典型遺物，從而證明了兩個地區原始文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互交往。從這些跡象判斷，現在的大汶口文化材料，可能相當于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但是它的后期還要延續得更晚些。
以上縱橫上下的相互關系的初步明確，就使我們進一步探索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了一個比較可靠的相對年代的根據。
二
馬克思指出：“動物遺骸的結構對于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資本論》第一卷）
考古材料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黃河、長江流域的原始氏族部落，普遍學會了經營農業，馴養家畜，“靠人類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的生產”。我們的祖先，在同自然作斗爭中，取得了很大的主動權，人們改造自然的自覺能動作用越來越大地被發揮出來。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依靠戰天斗地的辛勤勞動，大汶口文化的原始農業不斷取得新進展，較之仰韶文化，這個文化的生產工具有了明顯的進步。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鏟，細琢精磨，有良好的合乎使用的刃口，這是砍伐樹木、清除樹根雜草、開墾耕作的主要工具。還有用鹿角制成的短柄鶴嘴鋤，一端可以刨地松土，一端可以打碎土塊。收割禾穗的工具有石刀、骨鐮和蚌鐮。大汶口87號墓出土的一件骨鐮，形制已經十分成熟。收獲的糧食，在石磨盤上用石磨棒壓碎。膠縣北三里河的一個大汶口文化窖穴，曾發現多達1.2立方米的腐朽糧食堆積（《考古》1977年4期），可以看出當時糧食的貯藏情況。
農業的發展，使人們獲得了比較穩定的食物來源，創造了定居生活、社會分工和生產進一步發展的物質條件，正象馬克思所說，農業勞動，“是使其他一切勞動部門所以能夠獨立化的自然基礎。”（《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一卷）
伴隨著農業的發展，以養豬為主的家畜飼養業發展起來。各地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的人類的最早馴養的動物骨胳，有豬、狗、羊、牛、雞等，而以豬骨為多。大汶口的125座有隨葬品的墓，三分之一以上有豬骨隨葬，有的用半只豬架，有的用下頷骨，最多的是完整的豬頭，有43座墓出土了96個豬頭，最多的一座有14個豬頭。可以看出養豬的普遍和對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鑒定材料證明，大汶口墓群的豬骨，母畜占有很大比例，重視畜養母畜，正是家畜大量繁殖的重要標志。在家畜中，豬的特點是繁殖快、耐粗飼，一頭母畜一年可以繁殖七八頭甚至十幾頭，只要稍加看管，就可以發展起來。豬的飼養，提供了豐富的可靠肉食來源，對改善人們生活、促進農業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
劉林遺址曾出土一件豬牙刻的豬頭象，曲阜尼山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過一件陶豬，維妙維肖，這是家畜飼養在當時造型藝術中的生動反映。
在農業、家畜飼養業發展的基礎上，制陶、制骨、制石、紡織等傳統的原始手工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并出現了釀酒、玉器、象牙雕刻工藝，標志著大汶口文化手工業發展達到新的高度，顯示出生產的日益多樣化，生產技術不斷地得到改進和提高。
陶器是當時發展很快的手工業部門。大汶口117座墓出土陶器1015件，西夏侯的11座墓出土了601件，用陶量之多，突出地反映了大汶口文化制陶業的發達興旺。
三足、把手、圈足、流口的廣泛應用，增強了陶器的適用性，但也使陶器制作進一步復雜化。
這個時期制陶業的巨大進步主要有三點：
第一，由手制發展到輪制。這是手工制陶的一項重大技術革新。西夏侯和大汶口后期，都發現過小件輪制器。大范莊出土的100多件黑陶壺，底部一般都有輪制割離時留下的偏心螺旋紋，表明已廣泛使用了快輪成型制坯法，采用這種新的技術制做陶器，器形規則，器壁厚薄均勻，質量有很大提高，特別是勞動生產率有很大的提高。
第二，白陶的出現，是用料方面的一項重要突破。大汶口后期墓出土白陶器160多件，都是這個文化的典型遺物，證明確是這個文化自己的產品。
第三，輕巧優美的蛋殼黑陶制品在末期盛行，代表著這個時期制陶工藝最出色的成就。大范莊出土的一些精品，是我國原始社會晚期優秀陶器遺產中的藝術珍品。
良好的陶器燒成，和熟練地掌握火侯的能力密切相關。但是，掌握火候的能力，不僅是陶器燒制技術的重要環節，而且又是金屬冶煉不可缺少的技術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的1號墓，出土了一件孔雀綠色的骨鑿，經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測定，含銅量0.099。這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大量的專用酒器成組隨葬，意味著這個時候釀酒業已經產生，這就是說，農業不僅提供糧食，也為人們提供酒類了。
當時的酒器，在組合上已經完備，它包括溫酒用的?，注酒用的?，儲酒用的背壺、瓶、尊、壺，飲器有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后來我國青銅器中的專用酒器，大體沿用了這一套酒器的形制特點。例如銅?和背壺，銅尊與壺、瓶，銅?與?，銅?與?，它們的形制大致相似，功用也相當。
這套酒器大體出現在大汶口文化的第二段，至晚期形成完備的組合。在大汶口、西夏侯和大范莊等晚期墓中，酒器是隨葬陶器的主要內容。大范莊26座墓，出土陶器725件，酒器就有644件，其中?16件，背壺284件，瓶116，壺156件，高柄杯和筒形杯等72件，可見大汶口文化晚期飲酒的盛行。
西夏侯和大汶口都發現過印在陶器底部的布紋，那是一種平紋布的印痕。大汶口有粗細兩種布紋。17號墓的一件背壺，底部的布紋相當細，因此，我們不能低估當時紡織達到的水平。
大汶口文化石器和骨器制作的精美，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大件玉器、象牙器和松綠石鑲嵌工藝的出現，使這個時代的石、骨制作業增加了新內容，增添了新光彩。
石骨器的加工技術相當高超。石器經過精琢細磨，規格、性能都有嚴格要求。石鏟用割切很薄的石材做成，穿有直孔，石錛都有整齊的角棱。石斧、石鏟、石?、石鑿，都選用硬度很高的石材做成，有的是硬度高達11°的蛋白石。
玉器有鏟、臂環、指環、笄、墜飾等。大汶口墓葬出土兩件玉鏟。一件長19厘米，厚僅0.7厘米，上端穿有規整的圓孔。通體光潔，是一件完美的古代玉器珍品。
象牙器主要是在大汶口墓地發現的，共有大件器物19件，這在新石器時代是很少見的。有兩件象牙梳，7件象牙琮，10件象牙雕筒，一件保存完好的象牙梳，上端有透雕的紋，下端16個細齒。象牙雕筒，是用整段牙材做成的，59號墓出土的一件，周身滿布透雕的花瓣紋，十分精致。
大汶口墓地還發現了松綠石鑲嵌的骨雕工藝品，其中一件骨雕筒，嵌有10顆松綠石珠，這是現在知道的我國最早的松綠石鑲嵌工藝品。
大件透雕象牙器是用什么工具、采用什么方法加工的，這對我們還是一個謎。玉材和象牙器的原料，從何而來，也值得研究。山東有的地方產玉，玉材的取得，尚不會有很大的困難。至于象牙，根據當時的氣溫條件，象類在北方怕不易生存下去，牙材應當從更遠的產地輾轉交換得來。
根據當時工具中大量存在石?、石鑿，以及大汶口墓地使用木槨的情況推測，當時的木作也應該有較大的成就。
大汶口文化和各個生產領域里的出色成就，生動地反映了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動作用有了明顯的提高，社會分工正在擴大，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社會財富在迅速增加；勞動部門的增加和新的工藝技術的出現，促進了手工業脫離農業向專業化、獨立化的方向發展。很顯然，制作精美的蛋殼陶器，雕刻象牙，加工玉器，沒有長期實踐經驗的積累，是難以掌握的。
馬克思說：“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資本論》第一卷）大汶口文化各類精致的手工制品，不僅直接揭示了當時工藝技術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原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三
在長期的原始氏族公社里，生產關系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原始公有制，這時，“生產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同樣，消費也歸結為產品在較大或較小的共產制公社內部的直接分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生產力的低下和生產規模的狹小，決定了產品在消費之后難得有多少剩余，人們“所有的財產是微少不足道的。他們關于財產的價值，可欲性及其繼承的觀念是極其微弱的。”（摩爾根：《古代社會》第622頁）根本不知道私有制為何物。
生活在一萬八千年以前處在母系氏族公社階段的山頂洞人的情況，就是如此。在這里曾發現兩個成年婦女和一個老年男子的遺骨，隨葬品不過是幾件粗糙的打制石器和石珠、穿孔獸牙之類的飾物。
仰韶文化雖然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屬于個人所有的財產，仍極有限。西安半坡的71座仰韶文化墓葬，總共才有隨葬品308件，最主要的日用陶器，有277件，其次是小件裝飾品。盡管遺址出土了石、骨、蚌、陶等不同質料的工具5000多件，但是在墓葬中僅發現了陶挫和蚌刀各一件，遺址出土的豬骨也不少，但墓葬中一塊也沒有發現。這個墓地隨葬品最豐富的，是一個3—4歲的女孩墓，也只不過有陶器6件，石墜1件，石球3個，石珠69顆而已。另外一些仰韶文化墓地，情況也差不多。用石斧等主要生產工具隨葬的，僅系個別的現象。如陜西臨潼姜寨27座墓，才出土一把石斧，華陰橫陣村29座也僅有兩件。至于用豬骨隨葬，據現在知道的材料，只在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晚期的個別墓葬中，有用一塊豬顎骨隨葬的。
可見，在仰韶文化那里，構成個人所有財產的主要要素，基本上不超出日常簡單用具和裝飾品的范疇。石斧等主要生產工具，一般不用于為死者隨葬，而要留在氏族內部供他人繼續使用。家畜雖已開始馴養，但并沒有轉化為私有財產。個別墓葬中有較多的石珠、骨珠，也并不具有多大的財產意義。
情況在大汶口文化那里發生了顯著變化。
分工已經侵入了生產過程，破壞著生產和占有的共同性，“使個人占有成為占優勢的規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私有制在動產領域內開始迅速發展起來。這在最具有典型性的大汶口墓葬材料中，看得十分清楚。
大汶口遺址125座有隨葬品的墓，共出土遺物2400多件，豐富多采。其中不僅有大量的陶器（1015件）和裝飾品（290件），還有石、骨、角、牙、蚌、陶等質料的工具401件（單是石質生產工具就有175件），豬頭骨96個，豬下頷骨3對，龜甲20對，象牙器和骨雕工藝品35件，以及加工骨、牙料190件，其他動物骨骸328件（內獐牙188件）。隨葬石質生產工具和豬頭骨的墓葬，各在三分之一以上石質工具最多的墓有19件，豬頭骨最多的一座有14個。
不難看出，大汶口文化屬于個人所有的財產，較之仰韶文化大大地豐富了。它的范圍已從日常生活用品擴展到家畜和生產工具等生產資料的領域中來了。一部分富有者并已開始占有大件的玉器和象牙器之類的奢侈品，這是私有制開始出現的一個鮮明標志，是由原始公社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跨出的一大步。
這里，首先要指出家畜私有在原始社會解體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馬克思指出，原始社會晚期，家畜“是內部各種可以讓渡財產的主要要素”。（《資本論》第一卷）當時，“家畜是較諸以前所知道的一切財產種類的總計為更有價值的一項財產。家畜可以用作食用，可以交換其他物品，可以用來贖回俘虜、支付罰金，以及用作儀典上的犧牲。還有一層，因為家畜在其數量上可以無限地繁殖，所以家畜的占有，對于人類心靈啟示了最早的一種財產觀念。”（摩爾根：《古代社會》）大汶口文化以及后來的龍山文化、齊家文化普遍用豬骨隨葬的情況，不僅表明豬是我國原始農業部落最先普遍馴養的家畜，而且也是當時最早進入私有的一項最重要的動產。據民族調查材料，解放前尚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的我國云南獨龍族人民，也以豬作為重要財產，并用作交換物品的等價物。當時，一頭小豬可以換取8寸鍋一口或50筒玉米；一頭肥豬可換20寸鍋一口或250筒玉米。又《晉書·四夷傳》東夷肅慎氏條：“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也以豬作為重要財產，其葬俗甚至與大汶口文化也相同。大汶口的53號墓，豬頭也是放在木停之上的。
貴重的玉器和象牙器，出現在私有財產之中，其經濟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這類物品，由于材料難得和制作不易，在我國古代一直是一種豪華奢侈品，是權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只有統治階級中的上層分子得以享用，在原始社會里，當然也不是一般氏族成員所能占有。
恩格斯在談到分工和商品交換在階級產生過程中的作用時，特別強調了家畜和奢侈品私有所引起的嚴重社會后果。他指出：“對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單個人之間的交換，使產品變成了商品，這就包含著隨之而來的全部變革的萌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大汶口文化的合葬墓，既然嚴格地限于一對成年男女，有的還有小孩一起合葬，這就意味著這個時代的兩性關系和婚姻形態，跟以母系為中心的時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是社會開始進入父權時代的一個明顯的標志。
母權制的廢除，是“人類所經歷過的最激進的革命之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從此，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優勢地位，就為男性所代替了。
兩性地位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男性在社會生產領域中逐漸取得優勢的結果。正象恩格斯所指出，這種家庭關系的顛倒，“純粹是因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經不同了”，“隨著畜群和其他新的財富的出現，在家庭中便發生了革命。”（同上）
隨著父權制的確立出現了父權家長制家庭，即父系氏族公社。它是由源出于一個始祖的若干一夫一妻制家庭所組成，妻子、子女都在一個男性家長的權力支配之下。這種父權大家庭已經包含著奴隸制的縮影。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夫一妻制家庭便逐步確立了。這就在古代氏族制度中，打開了一個缺口，“個體家庭已成為一種力量，并且以威脅的姿態與氏族對抗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馬克思說：“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越不獨立，越從屬于一個更大的集體。”（《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原始時代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經濟原則，是以勞動生產率的極端低下為前提，無論采集果實，獵獲動物，抵御猛獸，墾荒耕作，都必須依靠由血緣紐帶聯結成的不大的集體的力量。離開集體的孤立的個人，就會餓死，就會成為猛獸或鄰近部落的犧牲品�？梢姡@種原始的集體生產，純粹是單個人軟弱的結果，而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結果。所以，勞動生產率越是低下，人類所能支配的財富越有限度，社會制度也就在較大程度上受血緣關系的支配。隨著分工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現和發展，必然導致經濟單位的縮小。大汶口文化夫妻合葬墓的出現，正是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私有財產的不斷增加而同時發生的。
由對偶婚向一夫一妻制過渡，是一個緩慢的復雜過程。在父權制開始確立之后，母系氏族制度的舊痕跡，并不會立即消失，所以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必然呈現極為復雜的情況。一些單人女性墓葬仍然有較多的隨葬品，正是這種母權制殘余的表現。但是，個別突出富有的女性墓葬，則必須從貧富分化的角度上加以考慮，才可以獲得正確的認識。
總之，大汶口文化正處在氏族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歷史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父權逐步取代了母權，私有制和財產差別的產生和發展，撕裂著氏族社會賴以建立的血緣紐帶，家庭與氏族的對立，貧者與富者的矛盾，開始出現。這正是原始社會走向解體的表現。
�。ū疚倪x自《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齊魯書社，1979年）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83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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