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動物及動物圖像非圖騰的新證據 ??兼談華鎣山出土10萬年前鳥形骨器化石的含義 王先勝

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洞穴壁畫及刻紋骨片上的動物圖像，曾被研究者推測為原始人的圖騰、巫術行為或者與當時原始人對歷法、季節、物候的認識與表達有關。因為那些洞穴壁畫有不少畫面很明確地表現動物被射殺的情形，筆者認為這是史前動物及動物圖像非圖騰的證據之一，而巫術行為與表現原始人對歷法、季節、物候的認識并不矛盾，其目的和功用是企圖通過對天文歷法、季節、時令的掌握，通過舉行巫術禮儀活動、施行巫術行為，以祈求更多的動物繁殖、生長直至被原始人捕殺充當果腹之物。在歐洲馬德格林時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葉，動物雕刻藝術突然絕跡，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現。有關專家推測，在新、舊石器過渡階段，正是大量野生動物走向絕滅的時候，即為人類所捕食，此后人類逐漸放棄了游獵生活，而開始向定居和農耕的方向轉變。筆者認為，這是史前動物及動物圖像非圖騰的又一佐證（王先勝《文化人類學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問題》）。

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資料可以佐證史前動物及動物圖像并非圖騰。 人類學研究表明，歷史上曾經至少有12種大象和猛犸象漫游在非洲、美洲和歐亞大陸，但是約在距今1萬年前的更新世，大象和猛犸象在地球上許多地區大量消失，象科動物只剩下了現在的亞洲象和非洲象兩種。以前科學家認為，在約1萬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地球氣候急劇變化，植被受到影響，棲息地遭到破壞，大部分大象和猛犸象難以適應新的環境，以致滅絕。另有一種觀點，認為當時的原始人掌握了更精良的武器，擁有更嫻熟的捕獵技巧，可以獵殺整群的大象和猛犸象，致使其滅絕。最近美國考古學家蘇洛韋爾及其同事對這兩種觀點進行了檢驗。他們認為如果主要原因在于人類，那么特定地區大象和猛犸象的滅絕情況應與人類在該地區的擴張一致；相反，如果是氣候原因，則在史前已經有人居住的地區，大象和猛犸象也應同時存在，直至氣候變化來臨。“他們對五大洲41處考古地點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人類祖先走出非洲的途中，身后一路留下大象和猛犸象的遺骸。某一地區一旦有人類居住，這里的大象和猛犸象就開始從化石記錄里消失”。因此“應對這些巨大動物從歷史上消失負責的并不是劇變的氣候，而是饑餓的史前獵人”。蘇絡韋爾提出，現代大象的祖先可能是因為居住在熱帶雨林等古人難以到達的地方，才得以幸存（王艷紅《是“誰”殺死了猛犸象？》《中國文物報》2005年4月20日第2版）。猛犸象生存的年代約距今30?1萬年前，從非洲走出的人類祖先“夏娃”的年代距今20?10萬前。蘇洛韋爾等人的研究證明大象、猛犸象并不是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圖騰，也是其它史前動物及動物圖像非圖騰的一個佐證。

2005年春季，四川華鎣山地區因為采礦暴露出一個距今70?10萬的化石坑，含有犀牛、劍齒象、豹、熊、巨貘、豪豬、野豬、牛、竹鼠等13類動物的化石，其中有一件鳥形骨器化石尤為珍貴：該器為正面展翅上飛的燕子形狀，其腹部有一組連線呈三角形的3個大小均勻的圓洞，直徑均超過1厘米，深也在1厘米左右。骨器背面及其它地方均有打磨痕跡。據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劉金毅博士鑒定，初步肯定該器為人類早期藝術制品（邱海鷹《華鎣山10萬年前有人類生存》，《廣安日報•川東周末》2005年2月27日）。筆者認為，這件屬舊石器中期（距今約20?5萬年）的骨器化石是史前動物及動物圖像非圖騰的又一力證。

據研究圖騰的學者說：“世界上大多數學者認為圖騰文化形成于舊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時代是圖騰文化的衰落和演變期”，“根據國外考古學資料，圖騰文化發生于舊石器中期，繁榮于舊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時代”（何星亮《半坡魚紋是圖騰標志，還是女陰象征？》，《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何星亮著《中國圖騰文化》33?3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此前中國罕有發現舊石器中、晚期可以與圖騰相聯系或比附的考古資料，華鎣山出土這件鳥形骨器化石其年代正是在舊石器中期，考慮到該器當年制作的艱辛和不易（整器雕刻、三個鉆孔及打磨工序）和其與圖騰理論的吻合，將該器斷為原始人的圖騰崇拜物無疑是很合適的。但是這種認識面臨著一些障礙：其一，作為圖騰崇拜物，鳥形骨器可能被原始人置于木柱頂端，豎立于門前、屋項或室內外其它合適的地方（舊石器中期罕有房屋建筑，因此可以考慮推斷為洞穴居址的內外）。鳥形器是展翅上飛的形象，因此最合理的豎立方式就是頭上尾下。這樣一來，鉆孔的位置就應該是在尾端而且也應該只需一個以便插入小木柱即可（且不說1厘米深度是否牢靠），而腹部勿需鉆孔。按此思路，鳥形骨器顯然不能斷為圖騰崇拜物。其二，作為圖騰崇拜物，鳥形骨器也可以考慮為以水平方式置于木柱頂端（仍然是展翅飛翔狀），這樣就需在腹部位置鉆孔以便插入木柱頂端。但是華鎣山出土這件鳥形器腹部的三個鉆孔均靠近頸部，無論使用一孔、兩孔或三孔，鳥形器均不可能平置于木柱頂端。由于鉆孔方向垂直于腹頸部平面（據圖片觀察），所以鳥形器也不是或不會斜置于木柱頂端。故按此思路，鳥形骨器也不能斷為圖騰崇拜物。其三，作為圖騰崇拜物，鳥形骨器也可能被原始人隨身攜帶（具有護身符的意義），即穿掛于身體某個部位。如果是這樣，鳥形骨器上的鉆孔應該是腹、背對穿，而且只需一個穿孔即可。按此思路，鳥形骨器也不能斷為圖騰。其四，舊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只能披獸皮、穿草裙，甚至身上僅有遮著的一點織物，隨身攜帶的圖騰崇拜物一般不會有衣兜之類盛裝。但即使考慮有這種可能，鳥形骨器仍不能斷為圖騰，因為其腹、頸部有三個非常費工費時的鉆孔。作為裝在衣兜里的圖騰崇拜物，它不必要有這三個鉆孔；我們探討鳥形骨器的性質、功能和意義，也必須對三個鉆孔給出合理的解釋。故鳥形骨器非圖騰崇拜物。

華鎣山出土這件鳥形骨器及其上面的三個圓孔到底有什么含義呢？ 我國新時器時代各考古學文化普遍見有鳥形刻畫、鳥形圖像或鳥形器，其中尤以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鳥形圖像或鳥形器與華鎣山出土這件鳥形骨器有可比性：黃河中游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上的鳥紋最初為寫實的鳥形象，其后逐漸發展為形似火紋的三足烏圖像，再后來又變為火紋或弧邊三角紋外加三個圓點紋圖形或弧邊三角紋一邊加一個圓點的圖形（王仁湘《甘青地區新時器時代彩陶圖案母題研究》圖A、B，《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廟底溝類型彩陶鳥紋這種演化形式說明，當時鳥紋的象征意義與三足烏圖象、火紋、弧邊三角紋（或加三個圓點，或加一個圓點）的含義應該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緊密聯系。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和馬家窯類型彩陶鳥紋的演變趨勢是：早期是帶有寫意性質的鳥形象但又接近于火紋或弧邊三角紋，其后發展為弧邊三角紋或鑲邊的三角紋，再到空心的三角紋（或在空心中央加一個圓點），最后是弧邊空心圓點三角紋的三角上再加三個圓點（王仁湘《甘青地區新時器時代彩陶圖案母題研究》圖三）。馬家窯文化中這些鳥紋及其變形圖案的含義也應該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緊密聯系，而且與廟底溝類型彩陶鳥紋及其各種變形的含義也應該一致。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多見弧邊三角紋（或近于火紋）或上加三個圓點或作鑲邊再在三角上加三個圓點的圖形，它們與廟底溝類型和馬家窯文化彩陶中的類似圖形的含義也應該一致，而且都是源于廟底溝類型彩陶圖形。良渚文化中常見正面展翅向上飛翔的鳥紋或鳥形器，尤其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藏玉壁上的鳥紋（江松《良渚文化的冠形器》圖四，《考古》1994年第4期；杜金鵬《良渚神祗與祭壇》圖一一，《考古》1997年第2期）與華鎣山出土鳥形骨器化石形神俱似。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這些鳥形圖像及其變形紋飾，實質上都是心宿三星崇拜的產物，是星宿三星的象征物，是其表現和表達方式，是遠古人類行用火歷、用大火星（心宿二或心宿三星）授時的證據：火紋象征大火星，三足烏、弧邊三角紋均是以“三”數指代心宿三星，上加三個圓點也表示心宿三星，加一個圓點表示中間最明亮的星宿二，而鳥紋即表示火鳥（后來的祝融）非指太陽鳥。史前的三足烏圖像不是太陽鳥，太陽鳥之說應是漢代人對古代圖像的誤讀所致（參見拙著《伏羲畫卦》）。這種表達方式還見于2001年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中間12道弧形齒表示一年十二個月，其四周四只首尾相接的鳳鳥表示一年四季，每只鳳鳥都只有一條腿三爪接近火紋形，而雙翅奇小作火紋狀，它們都表示心宿三星授時和崇拜（而非太陽鳥），合則表示一年四季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圖見朱章義、張擎、王芳《金沙：閃耀古蜀國珍寶的輝煌》，《中國文物報》2001年12月19日頭版）。金沙出土金器鳥紋及上述史前文化鳥紋用“太陽鳥”都是講不通的。
根據筆者對新石器時代器物紋飾的分析、研究，用象（圖像、形象、意象）、數（數量及數量關系）結合的辦法來反映和表達當時的科學文化、思想觀念、信仰等是一普遍而基本的傳承、記載方式，而且在極其廣闊的時空內都是如此。如中國境內約自一萬年前新石器時代之初至今都存在和使用這種傳承方式：史前時代是原始人最主要和基本的傳承方式，夏、商、周逐漸向以文字為主過渡，秦漢以來文字取代了紋飾的地位但仍有典型的器物和圖案結構存在如1996年四川綿陽出土西漢木胎漆盤上的設計圖案（王先勝《綿陽出土西漢木胎漆盤紋飾識讀及其重要意義》，《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2期）。至今我們也仍在使用這種傳承、表達方式如故宮的形制和其間存在的數量關系（祝勇《宮城：數字里的密碼》，《中國文物報》2003年9月12日），如中英街警示鐘的設計和寓意（段萍《中英街警示鐘的保護與修復》，《中國文物報》2004年7月2日），如紀念鄧小平誕辰百年“實事求是”寶鼎的設計和寓意（羅安銀《“鼎”天立地匠心獨運??世界最大青銅寶鼎誕生紀實》，《廣安日報》2004年8月13日），如2004年寶雞市紀念炎帝典禮，“中華始祖炎帝之位”的牌位高95厘米，象征炎帝“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牌位寬34厘米，代表著全國34個行政區劃單位，覆蓋供桌的黃布上印有56顆紅星，代表著全國56個民族”（新華社劉鑒、邊江《寶雞海內外人士祭祀炎帝》，《四川日報》2004年4月5日）等等，其他如“三個代表”、“三山五岳”、“五湖四�！薄⒆罱鼑�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南京之行是“感念之站”，北京之行是“和解之站”、西安之行是“懷親之站”、上海之行是“希望之站”等等，都是同一思維和表達方式。當然，“象數”思維和這種傳承、記載、表達思想文化的方式并不限于中國，而是遍及全世界、整個人類，尤其是文字產生之前的古代人類。所以根據古代人類傳承文化、文明這種思維和表達方式以及上述中國新石器時代鳥形圖像及其變形圖案的含義，筆者認為華鎣山出土這件鳥形骨器也是心宿三星崇拜的象征，鳥象造型及三個鉆孔所象征和表達的意思相同，即都是心宿三星授時、崇拜的反映和象征物。 華鎣山出土鳥形骨器與前述新石器時代鳥形圖像年代差距在10萬年以上，我們以同樣的思路和方法去釋讀和理解它們，一般而言，這是非常危險的巨大的跳躍，甚至也可能有人以為有風馬牛不相及之嫌。筆者認為，如以“圖騰”之類概念來將二者作聯系，用前者為“圖騰”推斷后者為“圖騰”或因后者為“圖騰”而推斷前者為“圖騰”（當然實際二者都不是“圖騰”），這樣做實在是危險的。但是因為是與天文歷法、星象觀測有關，巨大的時間差距可能不成其為障礙。心宿三星與季節相應的規律是：大火（心宿三星）昏見于東方地平線為春分，昏見于西方地平線為秋分，昏見于南中天為夏至，晨見于南中天為冬至。雖然因歲差關系要確定大火與季節的這種準確對應關系需要對觀測到的天象與實際的季節或分至點作一些人為的調整，但大火出沒于天穹這種天象是周而復始地循環的，即數千年前古人觀測到的大火出沒規律、其與季節的對應關系，數萬年前的古人能夠觀測到同樣的情形、得到同樣的印象和認識，數十萬年前、數百萬年前的古人同樣如此，只要他們有這方面的需要和能力。所以數萬年前、數十萬年前的原始人與數千年前的原始人觀測大火星的出沒規律，必然會有若干相同的重合點，只要思維方式、表達方式一致，就會出現相同、相近或類似的圖形、圖像，而不依賴于代代相傳�？梢耘e例證明這種觀點和認識：我國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中發現的墓葬龜甲，其背甲常鉆鑿連線呈方形（斗形）的四孔，馮時、陸思賢等學者研究認為，古人以龜背、腹甲象征天地，龜背圓形以象北極天蓋，上面鉆鑿連線呈斗形的四孔象征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同時它們也曾作為極星受到古人的崇拜（馮時著《中國天文考古錄》256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陸思賢、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論》46?47頁，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據《光明日報》報道，前蘇聯的考古學家在東西伯利南部的一個古村落遺址曾發掘出一幅35000年前制作的星圖，該星圖刻在一個石制龜殼上，而且表現的是當時北半球星座的情況：“一些大的星星在這幅星圖上以小而深的圓坑標示。最大的圓坑標示的是北極星，其周圍的一些圓坑很象是仙后星座。在星圖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大熊星座。但是，這個星座的勺形同現在有明顯的不同。組成勺柄的幾顆星比現在低垂，航海者熟知的大熊星座內的玉衡星位置同現在也有很大的不同”（《三萬五千年前的星圖》，《光明日報》1980年8月28日第3版）。南西伯利亞出土的石刻星圖距離我國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數千公里，年代差距在三萬年以上，但是二者都以龜甲（或龜甲形狀）象征北極天蓋，在上面鉆鑿圓孔反映和表現北斗星、北極星的情況，其思維方式、表達方式也是驚人的相同和一致，二者絕不存在文化上的傳承關系，而是由于同在北半球，古人觀測到的天象相同相近，其思維方式、表達方式也趨向一致，所以出現了這種在我們看來是“驚人的吻合”。因此，對華鎣山出土鳥形骨器而言，需要進一步考察和明確的關鍵問題是：處于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原始人，是否有觀測大火的需要、能力以及相應的表達、表現能力？

根據文獻記載，我們能夠知道的古代歷法的產生時間一般不會太早，在中國這個年代是在夏、商、周時期，如商代甲骨文反映出商代歷法，《夏小正》被認為保存了夏代歷法的信息。根據一些傳說資料，我們可以將古代天文觀測或最初的歷法的產生時間上溯至新石器時代（距今約12000?4000年間），如傳說中的帝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晨辰，敬授民時”（《尚書•堯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國語•楚語》），炎帝、黃帝乃至伏羲均創制有歷法。根據考古發掘材料，我們大致可以判斷，將古代天文觀測及早期歷法的創制時間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河姆渡文化中發現有距今7000年前的大量的稻谷遺存，河北磁山遺址發現距今7000多年的大量的腐朽糧食粟的遺存，長江中游彭頭山文化發現系列距今8000多年的人工栽種稻谷的遺存信息，河南賈湖遺址也發現距今約9000年前栽種稻谷的遺存信息，還有河北南莊頭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江西萬年吊桶環和仙人洞遺址等，都發現有種植農業起源的信息，其年代都在距今約一萬年前。這些考古發現或可說明，傳說中的伏羲時代已開始進行天文觀測甚至創制有最初的歷法，基本上得到證實，因為種植農業的起源和出現必然伴隨著原始人對年周期和季節的認識以及早期天文觀測活動的存在。在舊石器時代，由于種植農業尚未開始，原始人主要靠狩獵和從事采集活動維持生存、生命，那么他們是否需要知道季節、時令的變化以及進行最初級的比較簡略的天文觀測活動呢？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采集和狩獵（攫取性經濟或稱掠奪性經濟）要受天然資源的限制，人類要獲得食物就必須經常遷徙。這種遷徙有兩種類型：季節性遷徙、區域性遷徙。前者是指因季節不同，人們需要改變生活區域；后者是指人們為了獲得食物而要變更采集和狩獵區域”（張之恒、黃建秋、吳建民著《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136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2次印刷）。季節性遷徙與季節認識有關，區域性遷徙與方向認識有關，二者都離不開對天象的認識以及粗略的天文觀測活動。不僅舊石器中期的原始人需要知道季節、物候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就是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原始人也當如此，即在新石器時代前的兩、三百萬年漫長的時期內，原始人都需要季節、物候、方向等方面的比較簡陋（在今人看來是這樣）的知識而且會逐漸習得，只是由于進化程度不同會有一些差異�？梢哉J為，天文觀測以及對天象的認識自有人類以來，它們就已產生和存在而且與人類相伴始終。在沒有人工照明、對大自然也沒有理性認識的原始社會，在無數個漫漫長夜以及隨之而來的光明的白天，原始人無論因為恐懼、好奇或者生存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他們都會被那漫天星空、日月流轉所吸引，尤其是那能給人帶來光明、溫暖，與季節、方向有密切關系的日月星辰更會在原始人心中刻下不滅的印痕。所以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原始人對晨、昏時通紅、明亮且與季節密切相關的大火（心宿三星）的認識是不奇怪的，可以認為他們那時對大火星的認識已有上百萬年的文化積累、積淀。

以往，由于史前研究、史前考古存在著一些理論和方法上的缺失，尤其是新石器時代器物紋飾未能得到科學的釋讀和對待，我們對原始人類的精神文化、科學文化及相關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所知甚少，主要是憑考古發掘出的物質文化結合古代文獻以及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作一些猜測、推測、比對，實際上“隔著一堵墻”（參見拙稿《利用文獻資料研究古代歷史文化存在的問題》、《文化人類學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問題》、《考古學家應嚴謹對待器物紋飾》、《考古學中器物紋飾研究存在的問題》）。據筆者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材料的研究，可以判斷古人對年周期的認識、十進制的運用、初步的加、減、乘、除知識以及歷法的制訂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約一萬年前，即中國古代文獻所說的伏羲時期、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末、新石器時代初。由于舊石器時代尚無陶器，那時的原始人主要而且只能使用木器、石器、骨器，木器無法保存下來，石器上刻劃紋飾、圖案又極其困難，所以迄今所見舊石器時代刻劃很少，只有歐洲發現有較多的舊石器晚期刻紋骨片及洞穴壁畫，其他地區罕見。至于舊石器中期的刻劃，尤其不容易發現。但是我們不能就此認為舊石器時代人類在精神文明、科學文化方面就是一片空白，不能象一些學者根據文化人類學方法、民族學材料得來的認識那樣，籠統地認為原始人完全沒有數學知識、沒有觀察和認識事物的能力，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新石器文明、青銅文明會是突然出現的。前述南西伯利亞出土3•5萬年前石刻星圖以及歐洲舊石器時代藝術尤其是奧瑞納期（距今32000?26000年前）克羅馬儂人的骨刻月歷（尤玉柱《舊石器時代的藝術》，《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均能說明這一問題，而歐洲舊石器晚期洞穴壁畫的藝術價值，其對動物形態觀察、描繪之準確為世所公認，僅拉斯高洞穴就有600多幅壁畫和大約1500件雕刻作品，學者認為“它們在藝術技藝上完全可以和任何當代美術館的作品相媲美”（曹兵武《二十世紀的世界考古》，《中國文物報》2000年12月31日）。華鎣山出土10萬年前鳥形骨器是否意味著當時的原始人已經認識了數量關系中的“三”或者10以內的數呢？筆者認為這也是沒有問題的。中國舊石器早期文化中普遍發現一種三棱大尖狀器，其“器身具有三面和三緣，橫斷面呈不等邊三角形；三個邊棱上有交互打擊的痕跡”。這種三棱大（�。┘鉅钇髟陉兾魉{田、大荔，山西共事共事?印⒍〈�、西侯洱x?幽先?畔渴械榷加蟹⑾鄭?繞湮骱疃任幕?糯嫻哪甏?锏?80萬年前（張之恒、黃建秋、吳建民著《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132頁、174頁、179頁、188頁）。筆者認為，原始人打制三棱器的歷史長達100多萬年，這種文化傳統必會導致他們對“三”數的認識。當然我們還有更明確的證據：中亞烏茲別克斯坦泰�？�•塔希以及格魯吉亞都曾發現尼安德特人的顱骨，它們的形態特征與里斯??玉木間冰期（從12萬年前到8萬年前）的歐洲尼人相似。人類學家在泰�？�•塔希發現一個尼人兒童的頭顱，它“擱置在鋪設著山羊骨的地面上，周圍是5對原山羊角，垂直排列，尖角朝下，圍成冠冕形”（讓•沙林著《從猿到人》65頁、98頁，管震湖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9月第1版）。日本琦玉縣秩父市小鹿坂遺址曾發現距今約50萬年的舊石器人類建筑遺址，同時伴有打制石器出土。該建筑遺址發現的柱穴共10個，深5?10米，分兩組，每組5個，大體圍成兩個圓圈，其直徑分別為1.7米和1.3米。此10個柱穴除了南側柱穴間隔較寬外，其他的間隔基本等距（《世界舊石器考古的奇跡??日本小鹿坂遺址》，《中國文物報》2000年4月19日）。中亞和日本的考古發現證明，原始人對“十”以內自然數的認識可以上溯至舊石器中期，而且二者均為10數五、五相分，正與人的手指、腳趾分配相合，或可認為，人類最早對數的認識以及十進制的起源都應該與人的手指、腳趾相關。

綜上所述，處于舊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制作華鎣山出土這種鳥形骨器借以表達他們對心宿三星作為季節指示星象的崇拜感情（是否存在巫術行為以祈求狩獵和采集食物的豐收，尚難以斷定），既與生存、生活需要相聯系，也不存在認識和表達能力方面的障礙（需要強調的是：即使三個鉆孔與對“三”數的認識無關，但原始人完全可以把心宿三星及其相對位置關系作為一個整體圖像來摹寫、表現）。

華鎣山出土這件鳥形骨器體形小巧，雙翼尖長，尾呈叉狀，喙扁而短，正是燕子的形象。為什么將燕子與心宿三星結合在一起表現呢？因為二者都是授時的標桿，尤其是春、秋分到來的“指示儀”。竺可楨曾經描述在長江下游、上海以及山東地區家燕到來時與春分之間的對應關系（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它們對說明和理解鳥形骨器化石及前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鳥紋及其變形圖式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和佐證。簡言之，因為燕子和心宿三星幾乎是同時在春分時節到來和出現（前者冬遷南方、春天北返，后者在春分到來時，黃昏時升起在東方地平線上），所以燕子成為心宿三星的物象（物候）。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史前時代鳥紋演化為火紋、三足烏、弧邊三角紋或再加一個、三個圓點這種現象便會感到迎刃而解、恍然大悟，因為它們實質上都是心宿三星的象征或表達，是春分到來的標志物。用列維•布留爾的原始思維規律“互滲律”也能解釋這一問題。按原始人的認識水平和心理，他們可能認為燕子（鳥）和心宿三星本身就存在著神秘的聯系，所以二者的關聯性表現、表達常常出現于原始人手中。

先秦文獻常常說到有巢氏（《莊子•盜跖》、《韓非子•五蠹》、《周書•史記篇》）、燧人氏（《尸子》、《韓非子•五蠹》）。有巢氏是構木為巢的時代，燧人氏是鉆木取火的時代，正式的史書常常不寫它們，但一般認為它們是用來指伏羲、神農之前的兩個時代，有巢氏當對應于舊石器初期，燧人氏約當舊石器中期（遼寧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簡表》附《中國原始社會歷史簡表》，遼寧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1版；張傳璽主編《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手冊》•中國原始社會分期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以現今考古學、人類學的研究、發現而言，這種安排和認識筆者認為大體上是合理的。關于燧人氏，有一個著名的神話：說是有一個燧明國不識四時晝夜，但有一棵大樹名燧，曾有一個圣人從太空中游來樹下休息，看到一只鳥用嘴啄樹發出燦然火光，于是圣人用樹枝鉆火，人類從此開始了熟食（《太平御覽》引《王子年拾遺記》）�！妒�子》更說：“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為火也�！鄙厢屌f石器時代中期鳥形骨器與燧人氏神話頗為契合：燧人氏時代已開始星象觀測，由此古人認識了“四時晝夜”；燧人氏因“鳥”發明火，因觀測“辰星”而發明火，則“鳥”與“辰星”有同樣功用，豈不是說“鳥”就是星即星鳥、火鳥？現在看來，燧人氏神話極可能有很深的文化淵源，而非春秋戰國時人隨意編造、猜想，如果華鎣山出土鳥形骨器的年代在新石器中期沒有問題的話。

總之，華鎣山出土10萬年前鳥形骨器化石，從圖騰崇拜的角度去看是處處不通，而從天文歷法的角度去看是處處通順。如果它的年代和人工性質都是確定的，其意義不僅是極其重大的，而且顯然是革命性的、轉折性的。筆者還想說：只要這件鳥形骨器的人工性質是確定的，筆者對其含義的認識和理解也是確定的，而無論年代早晚。期望有關部門和專家在華鎣山地區能夠盡快找到更多的人類活動遺跡、遺物。 2005年春 相關報道 1、新華網：四川華鎣可能存在十萬年前人類活動遺址 http://news.xinhuanet.cn/st/2005-03/06/content_2657924.htm 2、《華西都市報》十萬年前“藝術品”披露華鎣人秘密 http://www.wccdaily.cn.cn/2005/02/04/20050204513074444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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