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于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兩次出兵攻打日本,但都遭到失敗,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戰爭結束后,日本跟元朝都沒有建立起官方穩固的外交關系。但是日本商船還是經常到元朝把中國大陸的貨物運回日本,這主要是因為元朝對外國貿易采取比較寬大的政策。但是文永之役以后,元朝采取了防范武裝商人的措施,管理貿易的市舶司也時常有變遷,貿易統制日漸嚴厲,私人貿易被禁止,出入的內外船舶必須持有元朝發給的叫做公據的渡海證明書,按照貨物數量進行課稅。

這些方針對日本船執行的特別嚴格,開了后來明朝實行的“勘合貿易”制度的先例。(勘合貿易制度:勘合是一種外國君主向明王朝朝貢的憑證,由明王朝禮部制定,上蓋騎縫印信,一分為二,一半交給外國君主,一半留明王朝。明朝海禁后,規定外國君主遣使朝貢時,必須攜帶發給的半印勘合與留存明王朝的半印底簿比對朱墨字號是否相符。)

從日本到元朝的貿易船有不少是以獲得寺社營造費用為目的的,比如1325年入元的為了取得建長寺營造費用的建長寺船,1328年為了取得關東大佛營造費用的關東大佛船,1332年為了取得住吉神社營造費用的住吉社船,1341年為了取得天龍寺營造費用的天龍寺船等等。雖然他們形式上都是受到天皇朝廷敕許或者幕府派遣的,但實際都是貿易船。比如著名的天龍寺船,船長至本就保證不計盈虧,回國后向天龍寺繳納現錢五千貫。幕府對這些為了籌備寺社建造費用的貿易船負擔航行中的警備任務,防止海盜船掠奪。這些船入元的時間,是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慶元市舶司恢復以后的時期,官許船似乎是受到元朝給予的與一般商船不同的特別待遇。慶元就是現在的浙江寧波,“市舶司”是唐朝開始設立的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和收取稅款的官署。

在元朝和日本的交往中,禪僧成為了一支重要力量。一山一寧(中國臺州人,普陀山高僧,1299年以元使身份赴日未歸。去世后被花園天皇賜以“國師”封號),清拙正澄(福建連江人,臨濟宗高僧。1326年應北條高時邀請赴日,去世后謚為“大鑒禪師”),明極楚俊(浙江寧波人,臨濟宗高僧,1329年赴日。受到后醍醐天皇和北條高時的寵信,被賜“佛日惠焰禪師”稱號),竺仙梵仙(明州象山人,1329隨明極楚俊一同赴日。受光嚴上皇和足利尊氏的皈依)等中國名僧的來日,奠定了日本禪宗文化的興盛。通過禪宗流入日本的中國貴族教養,后來則成為了東山文化的基礎。

元朝時期,襲擊中國大陸的倭寇應當沒有襲擊高麗王朝的強烈,因為元代史料的殘缺,難以知道當時倭寇的活動情況,不過根據《元史》里的部分記載和明初倭寇的猖狂行動,可見那時候倭寇也是比較活躍的。

《元史》記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船至四明港要求貿易,因為船中藏有武器,元朝很警惕日本船圖謀不軌,因而設立都元帥府以嚴海防。這是最初見到的元朝對日本船的防備態度,是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的“弘安之役”后第十一年的事情。隨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于定海路設立千戶所,防御倭船。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元朝官軍不能抵抗。作為對應措施,元朝加強了慶元和臺州等地的沿海軍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元朝的日本商人的活動和高麗忠定王二年(1350)以后在朝鮮半島大逞兇威的倭寇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他們的活動范圍僅限于慶元,也就是浙江寧波附近。因為那里有“市舶司”,所以日本船是以貿易為目的前往慶元,只是在貿易不順時才進行掠奪。

第二,倭船的攻擊目標都是元朝官府。這是要求通商的日本船為了對抗通商的不利條件,或者為了對抗元朝官吏的蠻橫而發生的沖突,與從開始起就把攻擊目標放在糧食和人口上的活動在朝鮮半島的倭寇本質上是不同的。

第三,從時間上看,日本人在元朝的行動要比朝鮮半島倭寇行動激化的1350年早得多,兩者應該沒有因果關系。所以,日本商人在元朝慶元的活動,即使可以視為倭寇的一個先驅性形態,但并不等于狹義的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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