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藏語譯員）；據元人虞集記載，他“本大浮圖師之譯者”。《漢藏史集》的記載更詳，說他通蒙古、漢、畏兀兒、藏等多種語言，在脫思麻地區漢藏交界之地拜見了帝師八思巴，愿為上師效力，八思巴將他收為譯史。漢、藏文史料相印證，說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瑪洛部落的記載是可信的。
桑哥謁見八思巴的時間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脫思麻、朵甘思一帶活動期間，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從上都回薩斯迦途經脫思麻時。《漢藏史集》記載說：“以后，當他任速古兒赤之職時，因其見識廣博，得上師喜愛，多次遣往皇帝駕前奏事�；实垡惨虼巳酥畬W識和功德，將他從上師處取來�！彼俟艃撼啵⊿ugurchi）是怯薛執事中“掌內府上供衣服者”，但從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從。八思巴回到薩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讓”（bla-brang，上師私�。C構，設置了13種侍從官，其中就有掌內室和服飾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帶到了薩斯迦，成立“刺讓”時讓他擔任了這個職務（同書又載八思巴的司茶侍從是桑哥好友，亦可作為他曾任上師侍從的佐證）。其時膽巴當也在烏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膽巴和13侍從官回京師，進呈所制“國字”（即八思巴字）；八年，離京赴臨洮居住，而“以教門之事屬之于”膽巴。桑哥大概也是隨八思巴來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薦而擔任了總制院的官員。
《漢藏史集》記載他當官后在大都帝師居處梅朵熱哇（me-tog- ra-ba，意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師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臺按治下獄，后世祖邀請八思巴同觀歌舞，八思巴乘機奏明桑哥被下獄事，遂得釋放。此事發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來京時，即至元十一年，可見桑哥在此之前已任總制院官。漢文史料記載桑哥初受戒于膽巴，可能是在膽巴主持京師教門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薩斯迦，十七年，烏思藏發生反對帝師和朝廷的騷亂，八思巴被謀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領大軍前往討伐，此時他已被重新任命為總制院官，并升為院使。次年（1281），他率軍到達烏思藏，先后攻下叛亂者所據朗卓康馬土城（在今康馬縣境）和甲若倉之城（在今江孜縣境），處死叛首、前任本欽功嘉藏卜，到了薩斯迦。他修建了東甲窮章寺，其門樓采用漢地式樣建造；在烏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鎮戍，并整治了驛站（令駐軍負責驛站，規定由烏思藏各萬戶人民供應馬匹、食糧、帳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師回朝。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寵信，權勢顯赫，以至僥幸之徒競趨其門入賄求官。至元二十一年，盧世榮以桑哥之薦白身進用，被任命為中書右丞，主持政務。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請將杭州宋寧宗攢宮和宋郊天臺折毀，建造佛寺，詔準之。不久，盧世榮被誅，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響。中書省曾令一漢人市油（當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為，桑哥不服，至與相毆，并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易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之�！保ā对�?桑哥傳》）其后桑哥交上所營息錢，表現了理財的本領。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論和雇和買事，談到這件事，世袒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給他更大的參預中樞政務之權。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據他的奏請，詔命江淮釋教總統楊璉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太一至京入質；七月，命桑哥具列中書省宰執等官姓名奏進以定人選，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進退都讓他參與議決。作為掌管佛教和吐善事務的總制院使，竟受命預議政府大臣人選，此事頗不尋常，表明世祖已決意用他主持政務了。適此時南士葉李被征召至京，問以治道，葉李也推許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詔立尚書省，分別任命了尚書、中書兩省官，以桑哥為尚書平章政事。中書右丞相安童奏請不用桑哥，別相賢者，不聽。中書六部彼改為尚書六部，各行中書省也改為行尚書省，統歸尚書省領導；除任命行省官要與中書省議行外，其余事務都由尚書省從便奏聞。同年十一月，進桑哥為尚書右丞相，仍兼總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總制院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獨攬了朝廷大權。
桑哥執政后相繼采用了幾項措施來解決財政問題。一項是更定鈔法，于當年三月頒行至元寶鈔。另一項，最重要、反響最大的，是鉤考中書省和全國各地錢谷。首先檢校中書省，查出虧欠鈔4770錠，昏鈔1345錠。桑哥志在嚴厲整治中書以張聲威，遂審問省官，參政楊居寬自辯“實掌銓選，錢谷非所�！�，桑哥令左右拳擊其面，責以用人不當。參政郭佑被責“多所通負，尸位不言，以疾為托”，也遭到毆辱。十月，楊、郭二人均被處死。以失職之罪竟誅參政大員，殊屬苛重，據說桑哥當總制院使時，不少人走他的門路得內旨授官，其中必須通過中書的，有些被楊居寬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記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懷恨，乘機報復。當時凡倉庫諸司無不鉤考，聲勢甚厲，御史臺吏王良弼與人議論說：“尚書鉤校中書不遺余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其言，捕良弼，以誹謗尚書省政事罪殺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鉤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專治合追財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盜、虧欠錢谷必多，除湖廣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償外，奏請派尚書參政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等省、院、臺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陜西）六省錢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給兵以備使令和護衛。于是鉤考范圍擴大到了全國（除云南、吐蕾外），各地普遍進行清查和追征積年通欠錢糧，期限嚴急。鉤考的目的完全是為解決國用不足問題，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的上奏中說得很明白：“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余百萬錠。自尚書省鉤考天下財谷，賴陛下福，以所征補之，未嘗斂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錢糧，所委任鉤考官又多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風，嚴厲督責下屬，唯求增羨，除責償于虧、盜錢糧的官吏外，勢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別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賣女，禍及親鄰”，揚州、杭州兩地受害最慘，“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系收坐，牢獄充初，擄掠百至”。被逼死者達五百余人。鉤考導致天下騷動，江南“盜賊”蜂起達數百處，可見桑哥所奏“未嘗斂及百姓”實際上沒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通過實行鉤考追征逋欠錢谷，只能暫時補足一下國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上奏中就說：“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據他解釋是因為“倉庫可征者少，而盜者亦鮮”，其實當時“理算”出來的逋欠數目甚大，“已征者數百萬，未征者數千萬”（《元史?趙孟畬?罰???捎諂淙碩嗨潰?蛺油觶??導噬銜薹ㄗ氛鰨?緩米靼鍘Ｓ謔撬?岢鲇忠幌畬朧??叢黽癰乘埃貉慰蚊懇?芍型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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