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不遠游
我十八歲離家，今年虛歲三十六，算起來，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時間都在外。這一半的時間里，驅使我一直離家遠走的，無非是所謂“學業”和“事業”。父母在人前夸獎兒子時，所根據的也無非是這兩點：學業美滿，事業小成。自己回憶起來，也感到這所有理所應該，從未想過另一種可能�？梢哉f，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光榮，但是，從現在起，我們要開端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節，父母來上海和我們一起過年，那一天，全家人擠在沙發上看小品，歡聲笑語之時，老家一個電話打過來：姥爺逝世了。我們的歡喜就此停止，一個多小時后，我們拎著匆倉促整理的行李來到虹橋火車站，四個小時后，我們回到了那個悲傷、破敗的北方。一路上，母親流淚，懊悔，假如她不來上海過年，就能看姥爺最后一眼，或者還能救姥爺一命。我一路撫慰她，心里卻在想：他們來上海過年尚屬偶爾，我卻長年假寓在此，有一天，當我的父母老去時，我能侍奉左右嗎？我能趕得上最后一眼嗎？
就義大片城市和城鎮、成績個別大城市的發展門路，培養了本日中國的根本格式，資源極其不均衡，機會極端不均等，迫使寬大“可憐”生在欠發達地域的青年人少小離家，一窩蜂地扎堆“北上廣”。從正面看，這是社會流動，是資源公道配置，殊不知，隱患早就埋下，代價異樣昂貴。當年我興沖沖離家，眼里只著名校、大都市與錦繡前途，卻不知出來混，早晚要還�，F在父母年老，能見到我就是他們最大的福利，見不到我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我卻小氣得每年只給他們一兩次會晤機遇。這就是代價，該是我們還債的時候了。
同樣的事情也產生在農夫工身上，幾千年來安土重遷，如今卻要衣錦還鄉，他們協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經濟神話，卻留下了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莫過于此。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些闊別故鄉的人，并未因而取得他們的尊敬與體諒——那些“北上廣”確當地人，那些一輩子未曾分開父母半步的人，他們嘲笑當地人“報仇”父母的主意太陳腐，他們視回家過年為陋習，視春運為災害，他們永遠無奈懂得本地人那顆思鄉的心，為何如此急切？如斯不通融？你向他們傾訴，他們一句話就給你頂回來：誰讓你來的？你老誠實實待在家鄉不就沒這些麻煩了嗎？
古時父母去世，仕進的要告“母喪”，回鄉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陳請復職。即使一般庶民，三年內也不得婚娶，如有特別情形，必需在百日之內操辦，叫做“借孝”。據說曾國藩當年守孝掛帥，就是由咸豐天子親身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這樣的規則也許過剩得好笑，然而現在，我卻越來越覺出它的穩重。胡適的兒子誕生時，正值新文化活動，這位新文明的領軍人給兒子寫了一首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敬的兒子”，語出驚人。但說歸說，做歸做，胡適自己卻是極孝順的兒子，他客居海外時，保持天天寫家書一封，讓老母親時時讀到兒子的信息，待到胡適的兒子長大，他也用這尺度來請求兒子，全不顧年輕時寫的那首詩了。今天，我們的通信手腕無比發達，有誰能做到胡適這樣？別說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個短信？
這是一個軌制化、構造性地毀滅人倫的年代，高鐵、網絡、中國電信，并沒有讓親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兩地，血脈被拉長稀釋，年青人即便有心，也已經無力，在奔忙求生的事實重壓下，親情早被擠壓得所剩無幾。親子之情，天倫之樂，底本登峰造極，任何人無權剝奪，卻不料敗倒在這坑爹的時期。
網上有人感慨：“這些年，我所有的眼淚都流在春節結束后，父母送我上車離家的時候。”情真意切，卻萬般無奈。
因為在我們的心坎深處，親情并未退化到泯滅，它依然死守在我們內心的底角，當友人不牢靠、愛人不可靠時，父母簡直是我們最后的感情依靠。更何況，千瘡百孔的養老系統，讓子女們更加放不下心，國度不養老，只能“養兒防老”，兒卻遠在千里之外。另一個起因在于，這一代的中國父母，把全體心理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們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牽掛是彼此沾染的，是要繼續的，父母過火的愛，成為子女不能蒙受的重，要變本加厲地“返還”給父母。如果中國人的親子關系也像本國人一樣絕對獨立，我們兩代人是不是都能夠更瀟灑一些？
從父母角度來看，他們也有更多的理由掛念子女。孔子說：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說：如果子女必定要遠游，也要有一個明白的、讓父母釋懷的去處�？墒�，這偏偏是一個“無方”的年代，青年人流浪異鄉，身心無處存放，不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這恰是讓父母放心不下的處所。良多年，母親擔憂我的早餐，怕我早飯沒有下落，潦草敷衍從前，虧了身子，“不怕一頓不吃，就怕十頓不飽”。我常譏笑她，說她輕重倒置，用我的話說，“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困難、最終迷惑你不關懷，偏偏要糾結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領會到了她的深意。穩固的、養分平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重要標記，是“有方”的重要條件。對一個母親來說，沒有什么比這更值得擔心。
一位海外學子在日志上說：“我十九歲上曾起誓，父母去世之時守孝三年，如今我再發一誓，畢業后五年為期，縱棄前程錦繡，亦毅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還有人說：“有人問我，為什么上完學不留在大城市要回來工作？我說，由于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以為，工作不是說簽了牛逼的企業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過是為了過一個自己愛好的生活，我不喜歡去奉獻本人的青春建設別人的故鄉，等到爹娘老逝世還要趕著飛機回去，還不一定買得到票！”少數人的回歸和對抗，讓人欽佩，但另一個事實是，大局部人仍被時代裹挾，急惶惶踏上不歸路，卻忘了其實身后還有另一條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這話放在親子關系上也成破，對父母來說，我就是他們的“面子”，我自幼學習好，不惹麻煩，上學工作都沒讓父母費心，當初混跡大上海，娶了上海的美麗媳婦，在北方的縣城，這些足夠他們夸耀了。但實在，我不外是一張“體面”，我一點都不適用，我只有欣賞價值，基礎不應用價值，父母不要我的錢，我也沒才能為他們托關聯走后門，咱們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禮拜或十天我和他們通一個電話，一年回去一到兩次，跟他們朝夕相處的時光，加起來也就半個月，對他們來說，我越來越只剩下象征意思。我的父母為了省下一塊錢的公交車票，情愿步行多少站路去辦事，我在上海，一個月打車費上千塊，下一次館子就夠他們一個月生涯費，我們似乎生活在兩個世界。
萬幸的是，我的父母還有一張“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無憂，她把父母接到身邊獨特生活，給他們吃穿，帶他們看病，陪他們聊天，忍耐他們的爭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沒有那么多值得吹捧的頭銜，卻是一個瀆職貼心的“小棉襖”，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甘愿犧牲的“里子”，才有了我這個逃出法網的“面子”。但是，我越來越不能諒解自己，尤其當父母六十歲當前，當父母的父母接踵離世后，我越發意識到他們的孤單無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個子女，每一個也都是不可替換的，我不該以任何理由推辭義務。
“今生還能和父母見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歲，你每年回家見一次，還能見多少次？”這條微博在網上廣為傳播，每個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數字，每一個數字都驚心動魄。親情在倒計時，永別仿佛近在面前。
姥爺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鐵，列車長嘯，以300公里的時速追趕猝亡的白叟，追趕逝去的親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兒，他們只剩下我們，而我們已經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機上靜靜記下：平生第一次，我發明了比性命、戀情、正義、寫作更主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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