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中是一個閃閃發光的名字，這個曾經默默無聞的偏遠小鎮因為中國共產黨于1935年1月在這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而聞名遐邇，這個會議一直被尊崇為我黨我軍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被定性為我黨，我軍“在一個關鍵的時刻，在一個關鍵的地點，召開的一個關鍵的大會”，“一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的大會”，“一個否定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主張，結束王明的‘左傾’（冒險）教條主義路線，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大會”，遵義會議永載史冊，遵義精神永放光芒。
但是傳統的“結束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在事實 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說法沒有任何改變。
如果對上述的說法做一個認真的思考就不難發現其中的矛盾（不合理）之處：
首先，在遵義會議的決議當中，張聞天（洛甫）取代秦邦憲（博古）成為新的黨中央總書記（黨史中稱為“負總責”）；軍事指揮的最高決策者為周恩來，毛澤東協助其工作。
其次，結束王明的左傾路線的說法經不起推敲。
第一，遵義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只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書記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問題作了決議，有關黨的路線的爭論在張聞天的調解下維持黨的路線是正確的說法。
第二，王明是共產國際的代言人，他的路線就是國際的路線，當時的中共中央并不具備與國際叫板的資格和能力，相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共的路線確定和執行，組織人事的安排等重大事情均由國際“垂簾聽政”并發號施令。
我們不妨先看一下毛澤東在紅軍的領導地位的形成：
說到遵義會議不能不提在這之前的寧都會議。
1932年10月在寧都召開由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議中，毛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10月12日，中央軍 委頒布通令，調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毛大為惱火，向中央申請病假回后方療養，得到批準。毛澤東被剝奪了指揮軍隊的權力，摒出了軍 委，經歷了他政治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時光。
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在茍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準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老三人團是博古，李德和周恩來），領導紅軍的軍事行動，這樣，毛澤東進入了軍 委領導機構。
需要說明的是，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領導小組）隸屬于中央軍 委，軍 委書記是周恩來，小組組長也是周恩來，毛澤東只是組員。鑒于以前博古（實為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和實行個人包辦的惡劣作風，會議強調加強政治局對軍 委的領導。
1938年春，日軍進攻武漢，長江局積極配合國民黨的“武漢保衛戰”。延安方面，毛澤東發表 “論持久戰”的演講，再次論證片面抗戰的必然失敗和游擊戰的合理性。毛的這篇演講無疑與長江局的主張相左，所以長江局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毛的這篇 文章。（新華日報由長江局負責出版）王明與毛澤東在政治路線上的分歧一目了然。
在早些時候的3月份，任弼時赴蘇聯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提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報告大綱，在這份大綱中糅合了毛澤東和王明的政治觀點，即迎合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又“修飾”了毛澤東，加深了共產國際對其的印象。
在任弼時之前，王稼祥于1936年夏天赴蘇療養，并向共產國際介紹中國革命和中共領導人的情況，為毛澤東在共產國際中得分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明回國后，王稼祥擔任了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職務，后由任弼時接任。
遵義會議老照片
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并帶回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支持毛澤東擔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這道“圣旨”無疑為毛王之間的較量起了宣判的作用。毛能夠得到季米特洛夫支持固然有王稼祥的功勞，而王明的后臺老板米夫的下臺也是原因之一，更何況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治對手。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決議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毛的威望迅速上升，在與王明爭奪黨權的斗爭中笑到了最后，王明的出局使毛真正成為了我黨，我軍的最高領導人。
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準備，毛澤東于1942年初發動并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毛利用其無可匹敵的政治優勢，對王明，張聞天， 博古等“教條主義宗派”和周恩來，彭德懷等“經驗主義宗派”進行了批判和整肅，并對上層機構進行了重組，無可爭辯的成為了“偉大領袖”�！懊飨f歲”的 口號響遍延河兩岸。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www.885221.com/tansuo/394300.html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