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村王氏族譜碑
山西“洪洞大槐樹”是聞名海內外的明代遷民遺址，是千百萬大槐樹移民后裔“根”的所在。日前，我省高臺縣文物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中發現一塊明代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鐫刻的族譜碑。這塊石碑的發現，不僅是明代山西大規模向甘肅移民的新證明，同時也從側面證明了甘肅“晉商”在明代就開始出現，更重要的是，對“大槐樹的子民”這一歷史軼聞也是一種佐證。
山西人族譜碑
在高臺縣重見天日
這塊歷經三百多年風雨的明代族譜碑，現在靜靜矗立在高臺縣城西南67公里的新壩鄉光明村一間祠堂里。雖然碑的邊角有磕碰損壞，但整體仍然比較完整，字跡依然清晰可辨。
“這塊碑從我記事起就供奉在我們家族于清朝時期修建的一間家廟里，曾經差點被損毀�！爆F年55歲的王祿壽曾親眼目睹了這塊族譜碑經歷的一些“磨難”。“聽族里老人講，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拆除了我們的家廟，還有人提議把族譜碑砸碎做成磨刀石。”王祿壽告訴記者，得知別人的這些企圖后，家族的幾個人就聚集在一起連夜商量對策，經過商議，幾個族人連夜偷偷將碑偷出去埋在了地下，并且還特意帶上當時年僅13歲的王祿壽�！皫衔业哪康闹饕菗牟恢螘r這塊碑才能重新出土，而我當時年輕且能記住事了�！�9年后，文化大革命結束，生產隊修建辦公室時，幾個族人又偷偷將碑從地下挖出砌在墻里。直到1978年，這塊碑才正式從墻里挖出來，安置于該社的文化室里。今年，所有王氏家族后人又集資修建了一間祠堂，用于供奉這塊族譜碑。
據王祿壽講，目前該村共有王氏戶族59戶224人，以前他聽爺爺輩的人多次講過，他們是山西王家的后人，而且從清朝到民國時期，每隔三五年，就有山西人來向他們王氏后人收取一定數額的墳頭錢用于祭祀祖先，直到民國后期，山西那邊的族人就再也沒來過，聯系也就中斷了。
碑文歷史佐證
王氏祖先在山西孝義
據高臺縣博物館副館長趙萬鈞介紹，這塊青石碑高1.14米，寬0.4米。石碑是拱形，雕刻有精美的卷云紋，石碑正面篆鐫有“王氏族譜碑記”。碑身正面，還用楷書刻了18行660個字，主要敘述王氏一族在明代嘉靖初年從山西汾州孝義縣尚義坊遷居甘肅高臺縣的過程。碑身背面雕刻了242個字，用楷書鐫刻了王氏一族八世的族譜，撰寫碑記正文的是王裕心。經過多方考證，王裕心，字元涵，明天啟壬年(公元1622年)進士，官至晉右僉都御史巡撫，他的墓地是山西省孝義市文物保護單位。
同時，經過仔細研究碑文，趙萬鈞得知是王裕心的曾祖父弟兄幾人曾經攜家帶口“賈游”(做生意)到高臺，后定居于高臺縣新壩鄉一帶。而其曾祖父70多歲時因思念故鄉，就又歷經艱辛返回原籍，向后人講述了經歷的事情，稱高臺定居后“殷實者三四家、貧寒者四五家”。后來，就有家庭殷實的人經常和山西王氏族人有往來，所以，就有族人請德高望重的王裕心撰寫碑記，并將該碑運往高臺以示紀念，因此可以斷定，高臺新壩鄉光明村王姓的祖先應在山西孝義市。同時，《明史紀事 魏忠賢亂政》一文中也曾提到王裕心，而且還彈劾過魏忠賢，“八月，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興、蔣紹?，學錄聶云翔、杜士基，典簿萬民?，典籍陳烈公，疏劾魏忠賢。上不問�！薄坝纱丝梢�，明代王氏祖先王裕心不但確有其人，而且還是一位正義之人�！壁w萬鈞告訴記者。
專家研究分析
曾向河西大規模移民
河西學院歷史系主任高榮對河西歷史頗有研究，曾著《先秦漢魏河西史略》一書，書中記載：河西歸漢以后，漢武帝將匈奴渾邪王及其所率四萬余眾安置于隴西、北地、上郡、五原、西河五郡塞外，置“五屬國”以處之。于是自“金城、河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由于此前河西人口以匈奴為主，在渾邪王降漢后，一度出現了“河西地空”的局面。為了鞏固對河西的統治，進而“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漢朝在初置酒泉郡后，即“稍發徙民充實之”。當時遷往河西者，“或以關東下貧，或以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
河西學院歷史系副主任閆廷亮告訴記者，明代的商人，“非晉即徽”，而且移民的渠道也主要是“隨軍、經商、生活所迫流浪”等三種途徑。
據《金張掖史話》記載：明初，河西“以夾一線之路，弧懸兩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對中原的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明廷把河西屯田戍邊作為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國策，寓兵于農，軍屯、民屯分管，大興屯田。當時，朝廷招募流亡或犯人為民屯，洪武初年，徙山西、山東等地移民數十萬于河西墾荒屯田。
趙萬鈞稱，這塊明代族譜碑是解放以來河西地區惟一發現的明確記載河西移民資料的出土文獻碑，對于明代移民研究、譜牒研究、晉商歷史，乃至明史和西北開發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誰是古槐底下人，脫履小趾驗甲形�！边@句民謠已經流傳很廣。人們在盤查祖籍時，常常脫鞋拉襪，亮出腳丫，驗看腳小趾是何甲形。如果誰的小指甲上有幾道豎紋，好像是兩個指甲，那誰的祖先就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民的老鄉了。傳說，在當初移民時，官府因為怕人們逃跑，用刀子在每個人腳小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至今，移民子孫的腳上小趾指甲蓋都是兩半的，據說都是被砍了一刀的緣故。而高臺發現的明代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鐫刻的族譜碑，則無疑給大槐樹下的子民一個很好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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