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達爾文結束環球航行回到倫敦，但直到1859年才出版《物種起源》，中間20多年，他磨磨蹭蹭，就是拖著不動筆。不過從1858年到1859年，僅僅一年時間，他就把這本書給寫出來了。為什么會這樣？這就牽扯到科學史上的一樁公案。
1858年，冒出來一個叫華萊士的英國人，這個人比達爾文年輕十幾歲，是個科學瘋子。他先后跑到亞馬孫叢林和馬來群島搞科考，記錄了大量資料，又搜集了幾萬種標本。
1858年他得了瘧疾，非常痛苦，在叢林中養病期間他靈光乍現，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關于生物進化的理論，然后又用三天時間寫出了一篇論文，寄給了達爾文。達爾文還在家一邊養病，一邊琢磨怎么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論呢，一看這篇論文，頓時傻了。為什么？因為這篇論文中幾乎所有的思想跟他正在醞釀的這個《物種起源》幾乎一模一樣，幾乎就是這本書的提綱，連里面的用詞都一樣。
老人家陷入了長時間的痛苦思考。怎么辦呢？他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幫華萊士發表這篇論文。因為華萊士把論文寄給他就是希望他幫忙推薦發表。但是如果發表了，自己這二十多年算是白忍了�？墒撬植荒懿蛔屓思野l表，作為一個英國紳士，怎么能夠讓自己的論文先發表呢？更何況這個時候他還沒開始寫。
他非常痛苦，就給一些朋友寫信，說咋辦？我是個英國紳士，可我又實在是不甘心。后來，他的一些朋友給他出了個主意，說這樣吧，你趕緊寫一篇提綱，把你要表達的思想都寫出來，然后和這篇文章一塊兒發表在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雜志上。
最后達爾文接受了這個建議，然后又寫信給萬里之外馬來群島上的華萊士，問他這樣行不行？華萊士不僅同意，而且他覺得能跟達爾文這位老前輩想到同樣一個理論很榮幸。所以，雖然這本雜志發表了兩篇差不多的論文，但并沒有人提出異議，畢竟達爾文在這20多年里，已經跟他的一些科學界朋友表達過這些思想了。
從此達爾文就覺得這事兒不對了，時不我待，從這一天開始，他奮筆疾書，用一年時間把《物種起源》寫了出來，并于1859年12月發表出版。這本書一出版就立即成為當時的暢銷書，第一版幾千本當天賣光，幾年之內又迅速重印六次，達爾文暴得大名。
再回頭看看這位華萊士，他的心態非常好，他說他非常榮幸能跟達爾文想到一塊兒去，而且他認為，從此以后他就可以稱自己為“達爾文主義者”，他絕對不會跟達爾文去搶這個理論的發明權。后來華萊士為了證明這一點，自己又寫了一本專著，這本專著的名字就叫《達爾文主義》，意思就是他是達爾文主義的信徒。這件事情是科學史上的一段佳話，道出了兩個英國紳士是如何推讓一個理論發明權的。
這又讓我們想到了也是英國人的牛頓，關于他與德國人萊布尼茨誰擁有微積分發明權的問題，幾百年來人們吵得面紅耳赤，甚至引發了英國和德國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對決，顯得很不紳士。而達爾文主義之所以能夠獲得巨大的影響，跟它所在的環境有很大的關系，它需要有一個非常好的科學家群落，這個科學家群落不僅是大家能夠推讓功勞，而且在互相批判的時候，也能夠保持一種紳士般的態度。
我們都說“進化論”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實際上它并沒有引發什么迫害，無數的人批判達爾文，但是達爾文基本上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其中最極端反對達爾文的是一個叫歐文的動物學家。他反對達爾文最激烈的方式，也不過就是當他后來當上英國自然博物館館長后，把自己的塑像放在了大廳的中間，而把達爾文的塑像放在了咖啡館里，僅僅用這種非常微弱的方式對達爾文進行了報復。
我們都說中國要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就要拿得出對得起人類歷史的創新作品。這種創新所需要的第一個條件是勇氣，第二個條件就是必須有一個好的創新環境，否則創新又從何談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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