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多諾萬？韋伯斯特在其作品《滇緬公路》中寫道：
　　
　　“每一位日本帝國軍隊的戰士都清楚：勛章和榮譽只會被授予為天皇陛下成功地贏得了戰役勝利的人們，沒有誰僅僅因為在戰場上勇敢而受到獎勵。每一個士兵都不過是整支軍隊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隊、大隊、聯隊甚至師團都將蒙受恥辱。他同樣也很清楚，當他離家遠征的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員都決不被準許做、說或者在信中寫到任何可能令士兵們對為天皇獻身稍感猶疑的事情。這就是滿腦子進攻念頭的日本帝國軍隊官兵們長期被灌輸的思想。”可以說，日軍士兵的勇敢強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島國生存環境中形成的集體觀念和恥感文化，但是，不能說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層面的理性自覺。許多日本文化學者，都承認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動和蠱惑的。
　　
　　甚至在英帕爾戰場上的英軍戰場指揮官、第14軍軍長威廉？斯利姆將軍，也對于他的敵手們的勇敢印象深刻。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日本軍隊所展現出來的力量，正基于每一個士兵的精神。他戰斗、行軍至死方休。如果有500名日本人堅守一處陣地，我們必須消滅495人，才能最終奪取它，然后，剩下的5個日本人便集體自殺了。沒過多久，有關日本士兵自殺的種種故事便傳遍了整個中緬印戰區。
　　
　　在松山戰役最后幾天，遠征軍第8軍的將士迫使日軍再次上演這些故事。這瘋狂的舉動讓他們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但是作為戰勝者，日軍的自殺舉動漸漸在我軍士兵眼中變得愚昧可憎，令人惡心。在緬北戰場上，當日軍士兵狂呼萬歲一次次發起死亡沖鋒時，美國大兵們回應的則是像狼嚎一樣的兩個音節組成的臟話和密集的沖鋒槍彈雨，這無疑是一種極有力量的精神系統顛覆：Fuckpk神道信仰。事實上，在蒙昧狀態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種病態。正如戰后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陸軍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軍軍官的評價：日本兵雖然強悍，卻很可憐。當被俘的十幾名日軍士兵進了中國遠征軍楚雄的戰俘營，了解到我軍并不會以他們的方式對待戰俘，他們漸漸感受到進步和文明的力量，開始有所醒悟，有的甚至喪失了尊嚴對我軍奴顏婢膝，表現出島國民族性的另一面。
　　
　　松山戰役后，中國遠征軍第309團團長陳永思與部下探討日軍“令人畏懼的頑強精神”，曾做過這樣一番分析：“日本兵也是人，他們也會怕死。松山守備隊之所以始終沒有撤退，不過是因為他們以為會有援軍來救援。過去，我們在上海、湖北、湖南與日軍交戰，周圍哪怕只有鬼子的一個小隊，他們也會拼命趕過來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隊伍，他就不害怕、死纏著和你打�？蛇@次卻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沒見一兵一卒來幫忙，這說明什么？說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頂不住，硬是把他們丟下了。這樣的事情只要再出現一兩次，軍心就懈了，再不會有部隊愿意死拼死守，照這樣下去，小日本離最后完蛋也就不遠了！”
　　
　　筆者經過研究，發現日本兵的不怕死，很多情況下并非基于什么精神，還可能是一種技術層面的東西。筆者曾看到一位參加松山戰役的第8軍第103師老兵的回憶，他真切描述了那種具體感受：要說的話，我們打急了也不怕死，可還是和他們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來，有一種已經死過了的感覺，像鬼像野獸，反正不像人。和他們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樣，即便打贏了，心里也怕得很那種投入戰斗時像已經死過了的感覺，在有日本武士道經典之稱的《葉隱聞書》中被稱為死狂，類似于中國人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這種在戰斗中假定必死而瘋狂求死的狀態，來源于武士道傳統，也是一種基于戰陣搏殺中生死概率的統計學據說，在戰斗中，越是膽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陣的新兵傷亡率驚人。而參透這一規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鎮靜和從容，有的還生出這種瘋狂求死而寄望于意外獲生的廝殺技巧。既然死亡的命運個人無法左右，以瘋狂留下勇敢之名就顯得很合算。
　　
　　假如戰爭再次重演，這些老鬼子還能像當初那樣瘋狂嗎？筆者相信肯定不會了。正如品野實在其作品中的表達：作為戰敗國的國民希望的是：即使沒有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也不要野獸般的行動。日本人想過好日子，這是人間正道。

　　也許，只有那些從未經歷這一切的日本新一代右翼分子，才會重蹈覆轍，那是蒙昧的輪回。不能吸取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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