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說起私，就會想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語。而說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說大家可以占一點便宜的意思，有權利而沒有義務了。
　　
　　私是個群己、人我的界線怎樣劃法的問題。因此，如果我們要討論私的問題就得把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提出來考慮一下。
　　
　　西方社會有些像在田里捆柴，幾根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社會基本單位是團體。團體是有界限的，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一定分得清楚。這種人和人的關系，不妨稱之為團體格局。用捆柴來比擬，有一點不太合適，就是一個人可以參加好幾個團體，而好幾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當然是不可能的。
　　
　　家庭在西洋是一種界線分明的團體。如果一位朋友給你說他要帶他的家庭一起來看你，指的是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太太一起來，就不會用“家庭”。在中國，這句話模糊得很。“闔第光臨”雖則常見，但是很少人能說得出這個“第”字究竟應當包括些什么人。我們的“家”字更是伸縮自如。“家里的”可以指太太一人，“家門”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羅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親熱的人物。
　　
　　為什么我們這個最基本的社會單位的名詞會這樣不清不楚呢？因為我們的社會結構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波紋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這就是差序格局。每個人都是他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推及的就發生聯系。
　　
　　推的范圍大小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像賈家大觀園里，可以住著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寶釵，后來什么寶琴、岫云，凡是拉得上親戚的，都包容得下�？墒莿萘σ蛔儯瑯涞光┆s散，縮成一小團。到極端時，可以像蘇秦潦倒歸來，“妻不以為夫，嫂不以為叔”。中國人特別對世態炎涼有感觸，正因為這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大小而變化。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給父母膳宿費的西方社會，大家承認團體的界限。在團體里得有一定的資格。資格取消了就得走出這個團體。在他們看來不是人情冷熱的問題，而是權利問題。在西方社會里爭的是權利，而在我們這里卻是攀關系、講交情。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推”字。他先承認一個己，推己及人的己，對于這己，得加以克服于禮，克己就是修身。“本立而道生。”“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中庸》里把五倫作為天下之大道。因為在這種社會結構里，從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說他“善推而已矣”。
　　
　　以“己”作中心，并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個人是對團體而說的，是分子對團體。在個人主義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一方面是憲法觀念，指團體不能抹殺個人，只能在個人愿意交出的一分權利上控制個人。這些觀念必須先假定團體的存在。在中國傳統思想里是沒有這一套的。
　　
　　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這和《大學》的“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在條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內向和外向的路線、正面和反面的說法，這是種差序的推進形式，把群己的界線弄成了相對性，也可以說是模棱兩可了。這和西方把權利和義務分得清清楚楚的社會，大異其趣。
　　
　　在這種公式里，你如果說他私，他是不承認的，因為當他犧牲族時，他可以為了家，家在他看來是公的。當他犧牲國家為小團體謀利益時，他也是為公，為了小團體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
　　
　　在西方社會里，做人民的無所逃于國家這團體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們不能不把國家弄成個為每個分子謀利益的機構，于是他們有革命、有憲法、有法律、有國會。在我們傳統里群的極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國是皇帝之家，界線從來就是不清不楚的，不過是從自己這個中心里推出去的社會勢力里的一圈而已。可以著手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最重要的德性，他們不會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個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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