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盜是一個接活兒的，而小偷自己找活兒。
　　
　　大盜只接有身份、有尊嚴的活兒。他有著一套嚴格的辦事程序和毫不馬虎的工具；他是戴墨鏡的；他是一襲黑衣的；他是嚼口香糖的；他是來自香港的；他是要有一輛寶馬車的；他是要從天而降的；他的出山是要驚動國際刑警組織的。
　　
　　而小偷必須自己創造機會，自己上門服務。他們顯然沒有代理人、經紀人。他們的客戶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手段是不擇手段。他們的辦事程序和身份是不確定的：一會兒是搬家公司；一會兒是喝可樂者；一會兒是搶包兒的；一會兒是綁架者。對他們來說，一襲黑衣是可笑的，寶馬車是不必要的，高科技是不可靠的，口香糖是沒味道的。他們的工具只是一把錘子和一輛破車。他們是屬于下水道的，他們的出山只會驚動一個有著前列腺炎的保衛科長，和國際事務無關。
　　
　　按理說，他們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在一個平臺上競爭的。但是，事情難免總有個意外，大盜和小偷難免有時要合作。但問題是，事實上，小偷可以和大盜合作，而大盜卻很難和小偷合作。
　　
　　比如，大盜為了從民間的一個對手手中竊取一樣東西，他不得不和一個小偷聯手，不得不紆尊降貴來到貧民區。當大盜注定要在黑黢黢、臟兮兮的地下道里和那個“沒有素質”的小偷并駕齊驅時，一切都失去了平衡，這個有型有款的國際大盜莫名地犯了焦慮癥。
　　
　　大盜需要盡快適應這個他所不熟悉的市場環境，必須盡快拋棄國際規范，諸如“高空作業”、“高科技”、“口香糖”之類的面子活兒，否則他一籌莫展—他正在一籌莫展中。
　　
　　他必須直抵目標，向小偷看齊，用最實際有效的手段完成他的客戶交給他的訂單，并用最靈活的頭腦處理最復雜的局面，必要時，手里也要準備一包“石灰”和一把“錘子”之類的東西。
　　
　　大盜面對的是不講行業規范的競爭對手，對于大盜來說—或者，對職業性的其他任何職業者來說，一套嚴格的辦事程序和毫不馬虎的工具，以及公眾形象、職業操守、敬業精神、服務質量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素質”體現，而這一切，在一個高“素質”的市場和同樣高“素質”的對手中，是會促成一件令人愉快的優雅工作的。
　　
　　但現實情況卻是：面對共同的對手，優雅的大盜屢受挫敗，而那位動不動就試圖動錘子的需要“注意素質”的小偷，卻在這場混亂的局面中如魚得水，屢屢得手。
　　
　　他是個多么令人愉快的小偷！他沒有很高的職業追求，也不怎么注意自己的職業形象，只是每天多搞一點錢，洗個痛快的熱水澡，渴了喝一罐偽造的“可樂”，餓了搶一塊面包就跑。
　　
　　他同時有著非常清晰的民間道德觀：不能接受隨便向大哥投懷送抱的女人；也不容許大哥的女人隨便對別人投懷送抱；他又臟又臭，但是，整天洋溢著簡單的快樂。
　　
　　相對這個如此容易滿足、有著民間風格的草根小偷來說，大盜顯得過于嚴肅和正式，也過于呆板和整潔了。他沒有女人、沒有娛樂、只有工作；餓了靠在寶馬車上吃一頓盒飯，渴了說不定也會喝一罐假冒“可樂”。
　　
　　他們的第一遭交手體現了不同的職業風格：在大盜得體地擺出姿勢的瞬間，他的行頭被搶走；他的計劃被打亂；他的“高空作業”成為一場樂子；他的寶馬車……最后成為一件擺設，沒有演繹出港片里經常見到的瘋狂而漂亮的高速公路追逐。
　　
　　我們是多么熱愛港片�。∫捕嗝礋釔蹖汃R車。但這一切對于國際大盜來說，只會是一場發生在國產片里的虛妄而荒誕的現實喜劇。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郁悶的現實又一次以另外的形式告訴了我們，歷史遺留下來的每一句名言都是價值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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